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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拿出一些精力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许有人会觉得做这样的事情一点用也没有，既不能获得赞誉也不能换成金钱。可是生活的丰盈度和愉悦感有时候就是靠这些事情来支撑的啊。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去读一些没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来感受生活的乐趣。

请相信，那些偷偷溜走的时光，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丰盈了我们的人生。请相信，青春的可贵并不是因为那些年轻时光，而是那颗盈满了勇敢和热情的心，不怕受伤，不怕付出，不怕去爱，不怕去梦想。请相信，青春的逝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勇敢地热爱生活的心。

在“陈道明发飙”话题成为微博热搜前，一位编辑就因为深受触动，把那段视频分享给了我。陈道明发飙源于《传承者》节目的一出花鼓表演，几十个来自山西稷山的农村孩子表演了一出高台花鼓，表演难度极高，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赢得满堂喝彩。而节目中的青年评论员们却评论道：很多人一起表演，面孔单一，没有个人英雄。

陈道明老师反驳道：“每一张脸怎么会是一样的呢？是你没看见他们每一张脸的样子。世界上没有这么多主角，大部分人一辈子可能要甘于寂寞，甘于平庸，但是，请不要打击他们的努力。”是啊，每一张脸，都是不一样的——只是我们没看到而已。

我想起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我们学校常常有很多游客慕名来访，学校为了安全，规定游客要刷身份证进入，学生要出示校园卡进入。但还是有一些学生会偷懒不出示校园卡，如果保安好心体谅，也会放他们进去。

有一天，我的同学跟我抱怨：“校门口的那个保安太讨厌了，我看着不像学生吗？干嘛非把我拦下，臭着脸要我出示证件？切，他不就是个保安嘛！”

我的心有一点被刺痛到，却还是佯装平静地问：“哪个保安？”

“就是那个校门口的保安啊。”

我解释道：“他们是轮岗的，你是说哪个呢？”

同学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反而说：“我哪记得，反正他们都一样。”

我苦笑。对这位同学来说，所有的保安，穿着同样的制服，出现在同样的地方，所以他们没有名姓，面目模糊；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做着简单的工作，所以他们平凡庸常，甚至让她瞧不起。可是，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

对我来说，每一位保安都有不一样的面孔，他们年纪不一，性格不同。我知道，虽然他们的薪水就是每座城市所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他们可能比那些常常翘课的大学生还要努力地在生活。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名保安。在小区居民眼中，他穿着制服，站岗时一动不动，即使和别人换了岗，或者有一天不再来了，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他这样平凡了一辈子，很少有人会记住他的脸。

只有他的家人——比如我，才会知道：风霜雨雪，他从未迟到过——因为晚到，就意味着交接班的同事需要等到他来才能下班。冬天，寒风像是要狠狠在脸上剜出口子。路上积雪的时候，天还没亮，就要提前两小时出门，以防路上发生状况。到了岗位后，还要花几个小时铲除小区门口的雪。

上夜班，对身体很不好，可是作为一名保安，他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在上夜班。半夜需要保持清醒，因为随时要给私家车放行，还要定时定点在小区内巡逻，查看有没有可疑人等。

有一次，有活动要征集和爸爸的合照，我这才发现，我和爸爸已经好多年没有一起拍照了。因为，他的工作是没有春节、国庆之类的假期的，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

很多人认为，如果你过得不好，那都怪你没有努力。可事实上，并不是努力就一定能逆袭，就一定能站在聚光灯下，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生赢家。

我的父亲，也没有怠慢他的工作，他还曾经因为抓到一个偷电缆的小偷被通报表扬而自豪了很久。可是，在大多人眼里，他还是面目模糊，平凡无奇。还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很辛苦地工作，才能勉强达到温饱线，过上你或许根本不屑一顾的生活。

陈道明说得没错，世界上没有这么多主角，大部分人一辈子可能都默默无闻。这才是长大后，应该明白的人生真相。给我推荐那个视频的编辑说，她最近一直在找励志类的选题，但是看到的很多文章都不太满意。那些文章没有告诉我们，这世上还有很多人，他们也在很努力很努力地生活，却依旧湮没在人海，成了你看不到的、你以为一样的面孔。

事实上，我们可能辛苦工作一年，也买不起那些富二代们随手就能刷下的奢侈品。当有的人轻松置地到海外的时候，我们还在被每个月的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想，真正的励志，应该是教你看清生活本来的样子后，还令你仍旧愿意努力，踏踏实实地付出，只为了比现在好一丁点的未来。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的父亲没读过罗曼罗兰，却天生有着乐观的精神，他永远开朗积极，从来不会因为工资微薄就消极怠工，从来不会因为现状艰难就满口抱怨。他守在螺丝钉一样的岗位上，认真地做好他的分内事。

我出身于平凡的家庭，早就过了相信努力就一定有回报的年纪，可我却依然选择努力地生活——因为我更喜欢这样的自己。比起无所事事，我更享受努力奋斗的过程，哪怕我清楚地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一定会有收获。

每一个平凡人的每一张脸，都是不一样的，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陈道明跑了七年龙套，才有了出头之日；而有些人，哪怕努力一辈子，也未必能成为光鲜亮丽的主角。但是，即便没有光环加身、万众瞩目，我们也未曾懈怠，依旧选择认真地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请你尊重，每一个平凡人的努力。

1、 买回刚刚出炉的香喷喷的面包，站在厨房里一边用刀切片一边抓食面包的一角；

2、 清晨跳进一个人也没有、一道波纹也没有的游泳池脚蹬池壁那一瞬间的感触；

3、 一边听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一边凝视秋日午后的阳光在白色的纸糊拉窗上描绘树叶的影子；

4、 冬夜里，一只大猫静悄悄懒洋洋钻进自己的被窝；

5、 得以结交正适合穿高领毛衣的女友；

6、 在鳗鱼餐馆等鳗鱼端来时间里独自喝着啤酒看杂志；

7、 闻刚买回来的“布鲁斯兄弟”棉质衬衫的气味和体味它的手感；

8、 手拿刚印好的自己的书静静注视；

9、 目睹地铁小卖店里性格开朗而干劲十足的售货阿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确幸清单，那么，你的呢。

文·顾城

1.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不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会清楚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这和你的憧憬无关，就像你是一棵苹果树，你憧憬结橘子，但是你还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

2.遥远的地方是美丽的，因为它只存在于你心里。

3.人以为上树必须有梯子，他们忘了苹果并不是爬上去的。

4.在那些草中间，我听见蟋蟀的歌声，我想起法布尔书上说的话，它说，满天星星都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最美丽的不是星星，而是这个小小的蟋蟀的歌声，一个小虫子，拉着它的琴，在一个很小的土洞里，不是为了赢得观众，只是因为热爱，这个蟋蟀和我们人一样有它的生命，它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支歌曲。

5.所有被风吹过的树，都显得有神

6.最端正的杯子，是橘子，它在树上跳舞，一滴水也不洒出来。

7.爱或者美，是我在世界上，感觉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了；虽然我不能保存它，甚至也不能追随它，但是它确实是我感到了的，是我一生中唯一所见的珍奇，唯求可见的珍珠了。在它到来的时候，可以说一切世间的、非世间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就都不存在了。

8.你把自己放在万物中去看，便如花开草长。当你排除了妄念之后再看世界，那真是美好得不得了。我那时写“有山有水有河流，好花好月好人间”。到柏林来也是静的。我发现消除别的都容易，消除对自己的期待特别不易。其实是本来无一物。

9.中国人差不多都可以感到一切皆幻，只是大都是在失意被动无奈之下去感的，做聊以自慰用；如果你处在上升主动看去前程远大的时刻，有这个心境，那便是真懂了。

10.我到过中国东北，那儿有冬天；春天来的时候，所有的树、所有的花都格外新鲜。可是在新西兰没有冬天，它所有的树一直绿着，绿到后来很疲倦。我想如果有死亡的话，这便是它的意义所在。死亡好像一个季节，让万物得到休息。

11.高贵感是人人不同的。最高贵的人可以不在乎当奴隶，因为他不需要以别人的眼光肯定自己。越没高贵感的人才会越想高人一等。

12.我觉得这一切中间，这所有的生命中间，都被一个宿命贯穿着。你是一朵花你就要长大，就要开花儿，就要结果，这是它的宿命。一个花不会想这个问题，一个橘子也不会想，但是一个人会想。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宿命。

13.我不一定赞成反抗，但服从绝不是艺术。

14.在语言停止的地方,诗前进了;在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前进了;在玫瑰停止的地方,芬芳前进了

15.死亡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只切除了生命，甚至不留下伤口，手术后的人都异常平静。

16.中国现在学会了“个人主义”，然后个人主义好像就是个人享乐，以为这就是学到了西方；而对西方人的自我负责态度却没有兴趣。北京话说“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十分实利的机会主义的。中国哲学从来是随机应变的，禅宗也是高级的是一种美，低级的就很可怕了。

17.他只会在逻辑中看，他就不知道站到逻辑外边来看看逻辑是个什么东西。说到根儿还就是他不能跳出“人”的框框，而他的“人”是逻辑和概念中的“人”。不是真人。这就叫“理性”。

18.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也可以变得坏；可以活得久，也可以活得不久；可以做一个艺术家，也可以锯木头，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不能面目全非，他不能变成一个鬼，他不能说鬼话、说谎言，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19.一九八八年以后，我到了新西兰的一个小岛上，把身体交给了劳动。四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看见黑色的鸟停在月亮里，树上的花早就开了，红花已经落了满地。这时候我才感到我从文化中间文字中间走了出来。中国的神是自然，这个自然是像水一样平静的心，万物清清楚楚地都呈现在你的心里，一阵风吹过，鸟就开始叫了，树就开始响了。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在你生命美丽的时候，世界才是美丽的。

20.你们真好，像夜深深的花束，一点也看不见后边的树枝。

21.贾宝玉是真性情，鲁智深也是真性情；鲁智深一句唱词儿“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贾宝玉眼泪就下来了，顿时就有了感觉。可是你让贾宝玉抡个棍子去打，那无疑是找死。他们爱好不同，性情很不一样，但是呢，都是真性情，它就通了。

22.中国有几本著名的小说，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书的开始人物个性非常鲜明，很吸引人，但后来就慢慢地意思不大了。他们先是一些自然的强盗，一些造反者，或者是一群女孩子，性情很活泼的，但后来她们结了婚，或者当强盗的去做了官，或者孙悟空去取了经，人就变得没那么有意思了。

23.我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布尔、梭罗。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感到罪恶在我自身，做坏事比死更可怕。梭罗让我感到绝对精神的美丽。法布尔对微小事物的巨大热爱，让我希望像蛐蛐那样唱歌，而不是像喇叭。我知道了心灵的声音再微小也能传得很远，哪怕无声也能听见。

24.人很小，人对人生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25.在我的血液里也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就是特别绝对，特别任性，有点小孩子脾气。比如我小时候，天要黑了，我正在外头玩儿得高兴，我就会对天黑非常生气，我还要玩儿呢，为什么天黑了。

26.在喜欢的一刻死，或许是至高的幸福了。但是难有这样的完美，它让你就在半脏不脏中间，不死不活中间，痛苦痛心中间。

27.人可以像蚂蚁一样地生活，但是可以像神一样美丽——生如蚁而美如神。

28.每天看蓝蓝的海，圆圆的海，看得久了，在梦里也能看见。

余英时：如何读书——做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读书需要训练，就如同运动员所接受的训练那样，而且，人们差不多要终其一生，追求这个目标。”他还说，绝大多数人的阅读只是为了简单的功利，而“真正的阅读不是那种用奢侈诱惑我们、让更高贵的感官一直沉睡的阅读，而是必须踮起脚尖、用我们最警觉和清醒的时间去进行的阅读”。
这位超验主义者并未夸大其词。我们或许可以天赋异禀地成为一个过目不忘的读者，却无法天生地成为一个洞若观火的读者。觉察到文字中复杂含混的意义，感受到文本中细腻逶迤的美，是需要勤学苦练方可获得的技能。有时候，阅读的行动甚至如攻城战役一般艰难！为了突入意义的城池，读者需要部署、调动、斡旋、强攻、破袭、鏖战……当然可能久攻不下，或铩羽而归，但如果在漫长战役后破城而入，那种胜利的成就感，一定会是史诗级的。
此刻我的脑海里，确实有一幅这类强力读者的标准像，他就是J·希利斯·米勒。他曾在一次访谈里，用几万字的篇幅，追忆了自己求学从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以回答“为什么要选择文学”这个问题。米勒说，自己1940年代在哈佛读研究生时就读过福克纳的《八月之光》，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又多次在课堂上教过此书。2004年，这位“耶鲁四人帮”的中坚、美国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即将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讲坛上荣退，古稀之年的他在研究生研讨课上最后一次教起了《八月之光》。在读了这本最伟大的美国南方小说六十多年之后，米勒说他注意到了之前无数次重读都未曾细想的一处细节——那个因妻子偷腥而被信徒废黜的长老会派牧师盖尔·海托华某天夜里在教堂外听着里面传出的圣歌声，深感恐惧地想到，这些如此虔诚称颂耶稣的南方基督徒们，与那些下周即将参与对乔·克里斯默斯私刑的人会是同一帮人！米勒突然感到疑惑：为什么福克纳要这样将基督教新教和南方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写？他之前研究过海托华牧师对丁尼生诗歌的喜欢，研究过莉娜和乔对于食物的不同态度，但从未认真思考过《八月之光》中种族主义、私刑处死和南方新教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暮年的这次重读中，米勒得出了一个新的观察，即福克纳笔下白人的种族主义暴力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新教信仰之中，因为“如果他们不去兴高采烈地参与杀死乔，如果他们对他有一丝的怜悯，那么就将承认自我怀疑的存在，也即意味着他们会希望去悲悯自己”。事实上，米勒终于从《八月之光》中发现，美国南方的意识形态是三位一体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教信仰在这片土地是共生共灭、相互依存的！
米勒对他迟到的见解做了自我反思。他觉得，恰恰因为自己是从这样一个南方社群中长大的（他有个南方浸礼会牧师的父亲和南方长老会信徒的母亲），所以南方新教的意识形态深深写入了他的基因，以至于他无法更早地觉察到这种宗教存在着某种结构性暴力的可能。米勒用这个例子，说明了阅读绝非一时一地、一蹴而就之事，它完全可以延宕在毕生的岁月中。而且随着生命体验的更新，随着阅读视野的开阔，文本的奥秘会在不断重读中，渐次向读者打开。
和米勒一样，我也是以文学为业的大学老师，这往往意味着某种“三位一体”的身份：读者、教师和作者。我努力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阅读者，向年轻的学生讲授如何进行文学阅读，同时以文学批评的方式论述自己的阅读。从事这样与阅读息息相关的营生，让我无比认同纳博科夫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而教授英语文学的职业要求，又将这种重读制度化。这往往意味着我会在自己的“英美小说”和“美国文学”课上，不断地在备课期间重读当年喜爱的文学作品。那种重访，当然与米勒精研文学大半个世纪后的重读无法比拟，却仍会不时带给我极大的快慰和惊喜。
几个星期前，我在课前再次读了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中开篇的两个故事，分别叫“手”和“纸团”。虽然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向低年级英语专业本科生已经讲过了四遍，但仍然对第二个故事中的一些细节颇觉费解。比如，为什么那个里菲医生要不断地在纸上写东西，然后又揉成纸团放到大褂口袋里？为什么要反复提到他那匹“疲惫的白马”（jaded white horse）？为什么要说这种强迫症式的写，是在建“真理的小金字塔”（little pyramids of truth）？为什么那个未婚怀孕的女人来诊所求助时，正好目击了一次血淋淋的拔牙场景？所有这些细节，当然都可以用“怪诞”一词搪塞过去——既然安德森笔下都是这些无法理喻的畸人，似乎也没什么必要深究这种古怪背后的真相了。
但在这次重读前，我恰好重温了艾米莉·狄金森。我突然想到，待在诊所的里菲医生喜欢在纸上写字，然后揉成团塞入那件亚麻罩衫的大口袋里，这个怪癖不正和美国诗歌中最著名的女隐士有几分相似吗？在狄金森创作的高峰期，她平均每天写一首诗，然后将写诗的纸笺放入白色连衣裙的口袋里。将诗封存在口袋里，这当然是狄金森极具象征性的诗人姿态，因为她曾在一首诗里宣告：“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既然如此，是否可以猜测，里菲医生其实是在写诗？如果他是一个诗人，那么文中将这种写作和对写作的撤销比喻为反复修建和摧毁“真理的小金字塔”就顺理成章了，因为诗人在语言中苦求的不是别物，恰恰是超验性的真理。更顺理成章的，则是多次提到的那匹“疲惫的白马”，它拉着里菲医生的轻便马车走街串户，而阿波罗那驾金色战车所驾驭的，同样是四匹白马。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不仅是光明之神，还是文艺之神，庇护着音乐家、诗人和射手；安德森笔下那个乏味无趣的温斯堡所出现的“疲惫白马”，就构成了对一个理想主义诗人困顿人生的隐喻。他对小镇生活的绝望和抗争，不恰恰就体现在他不断地写诗、毁诗于纸团中吗？
想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劈过一道闪电——安德森在故事中卖的最大关子，就是拒绝向读者透露里菲医生的诗人身份。他诱使读者去滋生疑心，去寻找和组合细节，进而去得出关于诗和诗人存在的证据！我仿佛瞬间又洞悉了另一个秘密：在前一个故事《手》中，叙事者四次提到“诗人”，并说主人公比德尔鲍姆那双患有多动症的手，就如同一只囚鸟挥动翅膀，这个譬喻只有“镇上某个寂寂无名的诗人曾经想到过”；之后，叙事者又反复说，这双手的神秘是他无法解释的，需要把诗人召唤出来才行。在一个与诗人无关的故事中，安德森四次向诗人发出元小说式的呼喊，但在接下来那个落魄医生的故事中，自始至终藏匿诗的存在。这难道不正是向读者进一步暗示，里菲医生可能就是《手》中提到的“镇上某个寂寂无名的诗人”吗？
同时，血淋淋拔牙的离题描写也在这种阐释中获得了安放之处。我从一个占卜释梦的网站中查到，在荣格的心理学中，女性梦见拔牙象征着分娩和新生。安德森通过这个奇怪的插段，让前来求助的女孩目睹了孕梦如何进入现实，而里菲医生则以诗人特有的敏锐旁观，察觉了这个象征化场景的意义（就如同他窥透了比德尔鲍姆的那双手一样），所以里菲医生才会不等到女孩开口说话，就直接对她说，“我会驾车带你去乡下。”安德森正是以这样的现代主义方式，让诗人降临并隐遁在故事中，让诗人成为这些畸人的超视者；同时通过这种设置，作者让这个短篇小说集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内在联结，使之处于独立故事和小说章节的文类含混中。
其实，我并不确定其他人是否赞同这种解读，也不知道前人是否有过类似的阐释。这些并不重要。我想用这个例子说明的，其实是私人阅读中一种“以读攻读”的快感，一种在反复迂回、纵横交错的重读中，读者所可能获得的那种攻城拔寨的胜利。我对《小镇畸人》的解读，完全不必是最好的或唯一的解读，但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次阅读的擢升，因为它让文本中原本突兀的细节获得了一种有机的整体感，让从前略显模糊的影像在重新对焦中变得清晰起来。
如果说伟大的文学，往往教会我们去习惯于停留在意义的不确定性和道德的含混中，那么好的阅读则完全没有任何模棱两可之处。用米勒的话说，好的阅读“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并没有居中状态可言。我们读懂了，是因为我们看明白了符号，这种明白不仅是当事人心知肚明的，而且可以通过批评家的写作，通过老师在课堂的传授，清晰地从一个读者的意识，传递到另一个读者的意识中。文学阅读的功夫，也就是这样的修炼中习得的。它的效果货真价实，就像会不会武术一样，在练家子眼里明明白白。

我有一双塑胶的拖鞋，是在出国前两年买的，出国后又穿了五年。它的形状很普通，就像你在台北街头随处可见的最平常的样式：平底，浅蓝色，前端镂空成六条圆带子，中间用一个结把它们连起来。买的时候是喜欢它的颜色。穿了五、六年后，已经由浅蓝变成浅灰，鞋底也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了。好几次，有爱管闲事的，或者好心的女孩子劝我：

“阿蓉，你这双拖鞋太老爷了。”或者：

“阿蓉，你该换拖鞋啦！”我总是微笑地回答：

“还可以穿嘛，我很喜欢它。”

如果我的回答换来的是一个很不以为然的表情，我就会设法转变一个话题。如果对方还会对我善意地摇摇头，或者笑一笑，我就会忍不住要地诉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舍不得丢它的原因吗？”

而这是个让生命在刹那间变得非常温柔的回忆。大学毕业时，课比较少，家住在北投山上，没有课的早上，我常常会带着两只小狗满山乱跑。有太阳的日子，大屯山腰上的美丽简直无法形容。有时候我可以一直走下去，走上一两个钟头的路。最让我快乐的是在行走中猛然回过头，然后再仔细辨认，山坡下面，哪一幢是我的家。

走着走着，我的新拖鞋就不像样了。不过，我没时间管它，我的下午都是排得满满，别有用处的。晚上回家后赶快洗个澡就睡了。

直到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隔着矮矮的石墙，看见我的拖鞋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花园里的水泥小路。带着刚和同学分手后的那一点嚣张，我就在矮墙外大声地叫起来：

“何方人士，敢动本人的拖鞋？”花园里没有动静。再往客厅的方向看过去，外婆正坐在纱门后面，一面摇扇子，一面看着我笑呢。那时外婆住在永和，很少上山来。但来的话就总会住上一两天，把我们好好地宠上一阵子再走。那天傍晚，她就是那样含笑地对我说：

“今天下午，我用你们浇花的水管给你把拖鞋洗了，刚放在太阳地里晒晒就干了。多方便！多大的姑娘啦！穿这么脏的鞋给人笑话。”

以后，外婆每次上山时，总会替我把拖鞋洗干净，晒好，有时甚至给我放到床前。然后在傍晚时分，她就会安详地坐在客厅里，一面摇扇子，一面等着我们回来。我常常会在穿上拖鞋时，觉得有一股暖和与舒适的感觉，不知道是院子里下午的太阳呢，还是外婆手上的余温？

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一点余温，外婆去世的消息传来以后，所有能够让我纪念她老人家的东西：比如出国前夕给我的戒指，给我买料子赶做的小棉袄，都在泪眼盈盈中好好地收起来了。这双拖鞋，也就一直留在身旁，舍不得丢。每次接触到它灰旧的表面时，便仿佛也接触到曾洗过它的外婆的温暖而多皱的手。便会想起那在夕阳下的园中小径，和外婆在客厅纱门后面的笑容。那么遥远，那么温柔，而又那么肯定地一去不返。

● 郑也夫

变化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
“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
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
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现从先生的角
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
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
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
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
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
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
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
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
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
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
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
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风格变化

简介

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何、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他们对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诗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咏物诗，作者是想以此说明自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指控这首诗有不臣之意。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不少。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弥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面对起起伏伏的人生，终于能够风轻云淡的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文化上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在风格上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痛打落水狗，请求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对苏轼的指控，有的有些牵强，这咏桧诗就是一例。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bī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审问。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苏轼自知诗作写好之后，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想着只要耽搁了两天，说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结果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受害人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时与苏轼互相诗文唱和，引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们，在苏轼入狱其间，一个给他求情的都没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称之为”奸邪“、”小人“、”新进“的那些变法派大臣，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此真可谓是一目了然也。

发生时间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

案件始末

起因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想跳水自杀。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御史台又找到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新加坡电台有一个可爱的节目，叫“这不是理由”。
真的，女孩子说：我不能赴你的约会，因为妈妈不准我晚归。并不是理由，不过是推辞。

老板说：“对不起，我们薪水一律是这么多。”那也不是理由，只不过是阁下不值得他破例。

没有时间写作？不不不，更不是理由了，一切都看选择，凡事都排座次，如果真的想做一件事，想得厉害，想得憔悴，一定会做成功。

浅而易学的事不去做，很明显是不想做，没有必要做，不值得做，以及，不方便做。那么这件事在当事人心目中，自然也不是重要的事。

一位大律师接受访问，记者问他，业务繁忙如何抽空搞音乐？他笑笑答：“要是喜欢，总有时间，譬如说，人家吃饭，我不吃，人家睡觉，我不睡，我作曲，我练习乐器。”

就是那么简单。
人在爱得不够、努力得不够、用心得不够的时候，总喜欢创造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来开脱自身，以便下台。

    “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带着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远离阴霾，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善良的人。”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 拜，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 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街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胶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 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 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笼百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 乃其一气之馀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 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乎！草本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零。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 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为其代表作。《秋声赋》则为其文赋佳作。

    秋声赋 – 简注与简介

    悚（sǒng）然：惊惧。 （cōng）：金属相击声。 （lì）冽：寒冷。砭（biān）：剌。黟（yī）：黑。戕（qiāng）：杀害。

    此赋作于1059年秋，描绘了山川寂寥、草木零落的萧条景象，借景抒写了对人事忧劳和与秋关连的音声情象的悲感，但最后“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却转喻祸根在人。全篇语言流畅、声情并茂，不愧为佳作。

    秋声赋 – 译文：

    欧阳先生我夜里正在读书，（忽然）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向传来，心里不禁悚然一听，惊道：“奇怪啊！”这声音初听时像淅淅沥沥的雨声夹杂着萧萧飒飒 的风声，忽然变得汹涌澎湃，像是江河夜间波涛突起，风雨骤然而至，碰到物体上发出铿锵之声，好像金属相互撞击。再（仔细）听，又像奔赴战场的军队正衔枚疾 进，听不到到任何号令声，只有人马行进的声音。于是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你出去看看。”童子回答说：“月色皎皎，星光灿烂，浩瀚银河，高悬中天。四 下里没有人声，那声音是从树林间传来的。”

    我恍然大悟，叹道：“唉，可悲啊！这就是秋声呀，它为什么而来呢（它怎么突然就来了呢）？秋天的情景是：它的色调凄凄惨淡，烟霭飘散，云气密集； 它的形貌爽朗清新，天空高远，日色晶明；它的气候清冷萧瑟，悲风凛冽，刺人肌骨；它的意境冷落苍凉，川流寂静，山林空旷。所以它发出的声音时而凄凄切切， 时而呼啸激昂。秋风未起时，绿草彼此争盛，丰美繁茂；树木葱茏青翠，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一旦秋风吹过，拂过草地，草就要变色，掠过森林，树就要落叶。它用 来摧败花草使树木凋零的，便是一种肃杀之气的余烈。秋天是刑官执法的季节，它在时令上属阴；秋天又象征着用兵，它在五行中属金。这就是常说的天地之义气， 它常常以肃杀为意志。自然对于万物，是要它们在春天生长，在秋天结实。所以秋天在音乐的五声中又属商声，商声是西方之声，夷则是七月的曲律之名。商，也就 是‘伤’的意思，万物衰老了，都会悲伤。夷，是杀戮的意思，凡万物过了繁盛期，都会走向衰败。

    ”唉，草木是无情之物，尚有衰败零落之时。人为动物，在万物中又最有灵性。无穷无尽的忧虑煎熬他的心绪，无数琐碎烦恼的事来劳累他的身体；费心劳 神，必然会损耗精力。更何况常常思考自己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忧虑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自然会使他鲜红滋润的肤色变得苍老枯槁，乌黑光亮的须发 变得花白斑驳。（人非金石）为什么却要以并非金石的肌体去像草木那样争一时的荣盛呢？应当仔细考虑究竟是谁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磨难，又何必去怨恨这秋声 呢？“书童没有应答，低头沉沉睡去，只听得四壁虫鸣唧唧，像在附和我的叹息。

    赏析一：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笔法来写。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从静到动，令人悚惊的秋夜奇声，营造了一种悲凉气氛。”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 者，倏然而听之。“作者正在秋夜专心致志地读书，忽听一种奇特的声音从西南方传来。作者惊讶于这样的声音，细听，起初似雨声淅淅沥沥，又似风声潇潇飒飒， 忽然又如波涛奔腾翻涌，又似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它接触到物体上，又发出如金铁相撞的鏦鏦铮铮的声音，又好像奔赴敌阵的军队，衔枚迅跑，听不到号令，只听到 人马行进之声。

    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状态。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感。

    接着作者引出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又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如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 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含蓄。这里，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 比，对秋声的两种不同的感受相映成趣，富于意味。作者在第一段通过悬念式的对声音的生动描绘，点明了文章主题即秋声。文章起始，就写得脉络清晰，波澜起 伏，摇曳多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接着寻根溯源，探究秋声所以形成的缘由？”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胡来哉？’“,自答曰：”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飞 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声，是秋天的声音，作者从秋之色，容，气，意四个方面把秋天的到来之后万物 所呈现的风貌和秋之内在”气质“描绘得具体可感，其色颜容貌似乎呈现眼前，其栗冽之气似乎穿透衣服直刺肌肤，其萧条之意似已围裹全身。这种秋气，是一种肃 杀之气，是让人速生冷颤之气。它只要施展它的一点余威，就会使繁茂蓊郁的绿色变色，葱茏的佳木凋零。这样，通过秋声的描绘和感受把”秋“之威力作了形象化 的描绘。”秋“何以有这样的威力和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感受呢？

    接着，作者又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对秋声进行了剖析和议论。”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 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即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古代用天地、四时之名命官， 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是六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节。在四季中又属阴冷的季节；春夏为 阳，秋冬为阴。从五行来分，秋属金，由古代多以秋天治兵，”沙场秋点兵“,所以秋又有战争的象征；这样，秋天对人来说，意味着有悲凉肃杀死亡之气。从自然 界来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感。又以音乐为喻，古人将五声（宫、商、 角、徵、羽）和四时相配，秋属商，又将五行和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相配，秋主西方，秋属于商声，商，伤也，悲伤之意。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 二律，夷则为十二律之一。将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夷则配七月。《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夷，是删刈，杀戮之意。万 物由繁荣到衰败，则为自然之规律。作者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社会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 从个人出发体验感悟自然和社会。这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接着作者仍然抓住秋声的主题，通过无情的草木与万物中最有感情，最有灵性的人的对比，抒发议论。作者认为，百般的忧虑和万事的操劳必然损伤着 人的身心，内心受到刺激和痛苦，必然损耗精力，更何况是”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呢！这样就容易朱颜易老，乌发变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 草木而争荣？“这是你自己无穷无尽的忧劳伤害了自己，又何必去怨恨秋声的悲凉呢？这就说明了作者之所以感到秋声之悲凉，其根源不在秋声，主要是当时作者面 对国家和自己的处境而产生的忧思所致。当时作者在政治上屡不得志，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因此，心情郁闷。这样的情绪和秋季气息正相统一，触物伤情，有感而 发。

    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此文，把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作者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情感节制内敛；语气 轻重和谐；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在这个秋气正浓的季节，不妨打开《秋声赋》，一方面欣赏作者优美的文字所带给你的艺术美感，另一方细细品味 秋之色，之容，之气，之意，体验自然和人生。

    赏析二：

    《秋声赋》作于嘉佑四年（1059），欧阳修时年53岁，是他继《醉翁亭记》后的又一名篇。它骈散结合，铺陈渲染，词采讲究，是宋代文赋的典范。

    文章第一段写作者夜读时听到秋声，从而展开了对秋声的描绘。文章开头，作者简捷直人地描画了一幅生动的图景：欧阳修晚上正在读书，被一种奇特的声 音所搅动。这简捷的开头，实际上并不简单，灯下夜读，是一幅静态的图画，也可以说，作者正处于一处凝神的状态中。声音的出现是以动破静，引起了作者的注 意，不禁去倾听它，同时，也就惹动了文思。这样由伏到起，在动静的对比中，文势便蓄成了，有了这种文势，下面的文章便仿佛是泉水涌出，自然流泻。接下来， 是作者对秋声一连串的比喻，把难以捉摸的东西变得具体可感。作者通过由”初“到”忽“,再到”触于物“,写出了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凭虚而来的撞击物体的 秋声夜至的动态过程，突出了秋声变化的急剧和来势的猛烈。这也就回答了作者闻声惊惧和感叹的原因。

    第二段是对秋声的描绘和对秋气的议论。首先，作者概括了平日观察所得，运用骈偶句式和铺张渲染的赋的传统手法，抓住烟云、天日、寒气、山川等景 物，分别就秋的色、容、气、意，描绘出了秋状的四幅具有不同特征的鲜明图画。而对秋状的描绘，正是为了烘托秋声的”凄凄切切，呼号愤发“.然后，是对秋气 的议论。”丰草“四句，作者把草木在夏天和秋季作对比，通过对比，指出草木之所以摧败零落，是秋气施加强大威力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议论又进一步展开。 ”夫秋，刑官也“到这一段结束，作者吸收前人种种说法，又运用骈偶句把秋与官制、阴阳、五行、音律等配属起来，甚至用”伤“解释”商“,用”戮“解释 ”夷“,极力铺张，突出秋对万物的强大摧残力量，说明万物盛衰的自然之理。这是宇宙生成的哲学思考，写出了秋声中永恒的悲伤，为下文进入本文主题起了铺垫 作用。

    第三段是全文的题旨所在，作者由感慨自然而叹人生，百感交集，黯然神伤。这一段，作者在极力渲染秋气对自然界植物摧残的基础上，着力指出，对于人来说，人事忧劳的伤害，比秋气对植物的摧残更为严重。

    第四段是全篇的结束，作者从这些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重新面对静夜，只有秋虫和呜，衬托着作者悲凉的心境。结尾处秋虫的和鸣，更衬出作者的感慨与孤独。戛然而止的结尾，给文章增添了不少的感染力，在秋虫唧唧中，读者似乎也要同声一叹j,.

    欧阳修在宋仁宗嘉佑占四年（1059）春天辞去开封府尹的职务，专心著述。这时的欧阳修，在政治上早已经历了多次贬官，对政治和社会时局心情郁 结，对人生短暂、大化无情感伤于怀，正处于不知如何作为的苦闷时期。在《秋声赋》中，作者以”无形“的秋声作为描写和议论的对象，采用赋的形式抒写秋感， 极尽渲染铺陈之能事，实际上融人了作者对宦海沉浮、人生苦短深沉的感慨。

    《秋声赋》写秋以立意新颖著称，从题材上讲，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永恒题材，但欧阳修选择了新的角度人手，虽然承袭了写秋天肃杀萧条的传统，但却烘托出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这一主题，这就使文章在立意上有所创新。

    更应该提到的，应是《秋声赋》在文体上的贡献。注重骈偶铺排以及声律的赋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内容的空乏和形式上的矫揉造作，已经走向没落。欧阳修 深明其中之弊，当他的散文革新取得了成功之后，回过头来又为”赋‘’体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即赋的散文化，使赋的形式活泼起来，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 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加了赋体的抒情意味。这些特点也使《秋声赋》在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很重要 的地位。

    附：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困，读书刻苦，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后以右正言（谏官）充任知制诰（主管给皇帝起草诏令）。由于上疏为先后被排挤出朝的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名臣分 辩，被贬为滁州太守。后又知扬州、颍州，再回朝廷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晚年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副宰相）等高官，死后追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欧阳修继承唐代韩愈“文以载道”的精神，发扬唐代古文运动传统，被公认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散文、诗词、史传等方面都有较高成就，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尤以散文对后世影响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