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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三月，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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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米莉 · 狄金森

为你读诗：庞莹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主播

亲爱的三月，请进

我是多么高兴

一直期待你光临

请摘下你的帽子

你一定是走来的

瞧你上气不接下气

亲爱的，别来无恙，等等，等等

你动身时自然可好

哦，快随我上楼

有许多话要对你说

你的信我已收到，而鸟

和枫树，却不知你已在途中

直到我宣告，他们的脸涨得多红啊

可是，请原谅，你留下

让我涂抹色彩的所有那些山山岭岭

却没有适当的紫红可用

你都带走了，一点不剩

是谁敲门？准是四月

把门锁紧

我不爱让人纠缠

他在别处呆了一整年

我正有客，却来看我

可是小事显得这样不足挂齿

自从你一来到

以至怪罪也像赞美一样亲切

赞美也不过就像怪罪

译者：江枫

（出自《狄金森诗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老爸，加油啊！”儿子扭头冲我喊道。

    我已经气喘吁吁。搁20年前，跑个几千米算什么啊。现在不行了，才绕着楼跑不到四圈，就上气不接下气了。

    儿子放慢了脚步。我紧追几步，跟上他。“我们，休息一下，再，再跑吧。”我向儿子求情。儿子看看我，把脚步又放慢了点：“老爸，再坚持跑两圈，然后我们休息，好吗？不然没什么锻炼效果。”

    无奈，我只好跟在儿子的后面，继续慢慢跑动。

    这是我和儿子每晚的跑步练习。

    这项功课，始于一个多月前。那天，我们一家从超市购物回来，我扛一袋米，妻子和儿子拎着其他东西。我吃力地上楼，一不小心，打了个趔趄，差点 摔倒。回到家，腰疼不已，一定是刚才闪了腰了。儿子心疼地帮我捶着腰，忽然摸摸我的肚腩，对我说：“老爸，瞧瞧你这身赘肉，像个老头似的，你应该锻炼锻炼 了。”

    我笑笑。这些年，一直坐办公室，平常不怎么运动，长了一身肥膘，疾走几步，都会心虚气短。虽然明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好，但懒惰惯了，不想动弹了。

    第二天，儿子就死活将我拖下楼，和他一起开始跑步。

    刚开始跑的时候，才跑一圈，就累得够呛，气喘如牛。几次想打退堂鼓，但在儿子的鼓励下，坚持了下来。一圈，两圈……现在最多已经能跑七八圈了。

    跑步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课。跑了几天后，儿子又很郑重地对我说，他马上就要参加体育中考了，还有两个项目未达标，希望我能经常陪他练练。

    一个是立定跳远。儿子躬身跳了一次，2米，这个成绩离达标还差42厘米。儿子看看我：“老爸，你能跳多远？”我腿长，年轻时跳远是强项。在儿 子的注视下，我也试跳了下，2米1.儿子很夸张地竖起了大拇指，说，那我再跳下？儿子又跳了一次，2米15.这就超过我了？我不服气地撸起了袖子……

    另一个项目是实心球。这是个力量型的运动项目。儿子身材瘦长，缺少力量，10米的满分线，他只能扔6米，我扔了下，8米多。儿子目瞪口呆，佩服得不得了。于是，我们在地上画了个10米线，他扔过来，我再扔过去……

    我们父子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老一少，每天在楼下，跑步，扔实心球，立定跳远，每次两个人都是累得大汗淋漓。

    儿子的成绩，在一天天进步，这让我非常开心。昨天，运动完后，我洗了个澡，从卫生间出来，正好听见儿子和他妈妈在客厅里说话。

    儿子：“体育今天已经考过了，我都是满分。”妻子：“祝贺你啊。那今后还需要爸爸每天陪你练习吗？”儿子：“当然要啦，不过，其实我的体育成 绩早就都达标了。”妻子：“那你为什么还让爸爸每天陪你练啊？”儿子笑了：“不是老爸陪我，是我陪老爸练。我是不想让老爸那么快就老嘛。”

    原来是这样。

    儿子小时候，每次我带他去跑步，都是我跑在前面，他迈着两条细细的腿，跟在我后面，我领着儿子一边跑，一边长大。如今，儿子渐渐长大成人了，他领着我跑，一边跑，一边拖着我，不让我老去啊！

    （选自《天上飘下来的礼物》，孙道荣着，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有改动）

    当代知名作家孙道荣先生的生活散文，往往会从寻常生活的点滴琐事中，折射出别样的精神“亮色”,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这篇散文也不例外。作者 通过写读初中的儿子变着法子“骗”他陪着锻炼的故事，彰显“拖着老爸不让老”的温馨主题。文中浓浓的父子情，读来让人动容。亲情无价，总有一份感动令我们 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使我们幸福前行。让我们从本文和课文《散步》中体验亲情，把感恩埋在心底，将“反哺”付诸行动。

    信息时代，互联网带给我们很多方便、快捷与欢娱，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纠结、矛盾与无奈。网络生活，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工作还是休闲，网络好像与我们捆绑在一起，不能分割。一天不上网，仿佛便和这世界有了距离；三天不上网，似乎就被这世界无情地抛弃了。稍不留神，就OUT了。

    那些闲适、缓慢、幽静的生活被网络打破了，旧时光里的那些小情趣、小快乐、小幸福都被网络取代了，那些泛黄的时光，被打上时代的烙印，留在某一个角落里，偶尔会想一想，有时会翻出来看一看，但再也回不去了。

    多年前，喜欢拍照片。

    那时，不管是一个人独自出游，还是和家人朋友一起，都会拍一大堆的照片，冲洗出来后，除了分给那些想要的人，自己也会留一份，逐一放到影集里。得闲时拿出来，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一下那些曾经去过的地方，那些曾经在一起的人。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渐渐的，不再冲洗照片了，拍回来的照片直接存储到电脑里，什么时候想起了，当然也会找出来看看，只是不再是和别人一起分享，而是一个人对着电脑默默发呆。

    多年前，喜欢写信。

    那时，常常会给父母写信，给朋友写信，给情人写信。所有的想念、牵挂、嘱托，都会从笔尖流淌到纸上，然后开始等待，等待那些远方的回信。有焦灼，有不安，也会有等待时心中生出的温暖。后来有了网络，有了手机，有了QQ,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变得模糊起来，那些远在天南海北，甚至远在国外的人又似乎近在咫尺，很少会有人再拿起笔来写端端正正的方块字，那些写信等信的快乐时光，有如蝴蝶一般翩翩离去。

    多年前，喜欢听唱片。

    那时，不管在哪儿淘到一张唱片，都会翻来覆去地听，夜晚，清晨，或者某一个阴雨的下午，一个人静静地听。音乐如水一样“哗哗”地从唱片中流溢出来，欢娱耳朵，愉悦心灵，那样的时光，当真不是享受两个字所能表达和言传的。多年后，许多人不再听整张的唱片，也不必东奔西跑地去淘唱片，而是在网络上下载，想听哪首单曲就听哪首单曲，不必再满街去找，只挑自己最喜欢的，可是对于触手可得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多年前，喜欢看电视。

    那时，一家人守在一起，围着一个12寸的黑白电视看得津津有味，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聊，一边嗑瓜子，一边喝茶水。其实看电视的视觉快乐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忙碌了一天之后，能有一段其乐融融的相守时光才是最幸福的。多年后，没有人再看电视，一家三口人，一人守着一台电脑，和别人聊天，看别人的视频，浏览八卦新闻，玩游戏。书房一个，客厅一个，想说话居然通QQ传达，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跑哪儿去了？

    多年前，喜欢看报纸。

    那时，一张报纸一杯茶，常常能混过很长一段时间，先看新闻，再看副刊，最后看广告，连犄角旮旯也不放过，看报纸成了早餐前后，或者如厕时最大的享受。多年后，很少有人再看报纸了，手机上，电脑上，什么新闻都有，真的假的，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最不济，也会上网看个数字报，数字杂志，谁还去买报纸？

    多年前，喜欢写文章。

    那时，文学的门槛比天还高，很大一批文学爱好者，头悬梁，锥刺骨，披星戴月，夜里不睡觉，趴在书桌前写稿，笔尖沙沙地在稿纸上游走，杀死了很多脑细胞，浪费了很多的精力，却是发表无门，在家和邮局的路途上来来回回奔波，心中却揣满了梦想和信念。多年后，没有人再在稿纸上浪费时间，很多喜欢写文字的人再也不用孤芳自赏，上传到网络，一不小心浪得个虚名也是有的。

    那些正在日渐被取代的小快乐还有很多，都被丢弃在时间的荒野，时代就像一个巨人的脚步，毫不犹豫的向前挺进，不管我们对旧时光多么留恋，多么不舍，多么不想放手，可是终究都会被巨人的脚步辗成粉末。

作者：黄小平

读大学时，心理学教授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个高木桶和一个矮木桶，高木桶只装半桶水，而矮木桶却装满了水，请问，高木桶与矮木桶哪个更快乐呢？

同学们有的说是高木桶，有的说是矮木桶，大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

听完大家的争论后，教授说，其实高木桶和矮木桶都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高木桶比矮木桶高，所以它有快乐的理由，而矮木桶呢，因为它比高木桶装得水满，所以它也有快乐的理由。总之，无论高木桶还是矮木桶，它们都有各自快乐的理由，它们都可以很快乐。

接着，教授从木桶说开来，说到了人。他说，其实每个人也都可以很快乐，无论你的体形是高是矮，无论你的能力是大是小，无论你的学习是优是劣，无论你的工作是好是坏……你都可以为自己找到一条快乐的理由，找到一个快乐的角度。比如你是一个“高木桶”，你可以从“高”的角度为自己找到一条快乐的理由；比如你是一个“矮木桶”，你可以从“水满”的角度为自己找到一条快乐的理由，所以，无论你是“高木桶”还是“矮木桶”，都有自己快乐的理由，都有自己快乐的角度。

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尽管人生有这么多的不如意，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快乐的理由，只要我们多想想、多看看那人生如意的十之一二，就能找到人生的快乐，看到人生幸福的方向。

作者：俞敏洪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另一种动物就是蜗牛，一点点爬上去的。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蜗牛所看到的世界、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样的。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只蜗牛，一直在爬。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我常常说：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那你的生命就白过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人的进步是一辈子的事情。

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第一样叫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想法，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我有个邻居，也是我终生的榜样，徐霞客——当然是500年前的邻居，我们都是江苏江阴的。我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我现在正在实现这一梦想。所以，只要心中有理想、有志向，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不断扩大自己的心胸。

第二样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良心，会从你做的事情中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对你的未来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

有一位企业家和我讲过他大学时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周都会带6个苹果到学校来，他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但从此他给同学们都留下一个印象：太自私。后来这位企业家成功了，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希望加入到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企业家和同学们一商量，都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时他就没有表现出分享精神。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6瓣大家一起吃。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自己的故事。做学生时，我的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是4年。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又过了10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想找一些合作者，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找我那些同学。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他们就会回来。

后来他们回来了，但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4年水。我们知道，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我们一起回中国。”这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都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

（本文为俞敏洪2015年1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文字有删节）

    龙应台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于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各方面的候选人也好，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为什么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后，你们很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后，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法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因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傍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后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的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三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位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三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做我们的“领导人”?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某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于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后，你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么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后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后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简媜]

    树林传来揉叶子的声音，那是秋天的手指。阳光把墙壁刷暖和了，夜将它吹凉。

    宁谧的小城仿佛不受世事干扰，顶多冬日飘一场银雪，在打盹的小舟上。然而，岁月是个撕书人，把故事章节塞入每一扇窗户，开几朵微笑的，流几滴泪的，浮世如倒影。

    所以，飘着风信子与熏衣草的春日，总有素衣老妇撩开窗帘，看石桥上少男少女互道日安；总有婚礼的钟声在绿草如茵的暮日上空响亮；总有迷路的鸽子，停在异乡人的肩膀上。

    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你要听新故事吗？静静的河水睁着眼睛，笑着说：总有回家的人，总有离岸的船。

   

    [张曼娟]

    毫无防备地，我打了一个喷嚏。这是不是，你隔着茫茫流动的人海，传递思念的讯息？

    有点阳光，照耀着从身体里蹿出的透明颗粒，细微地，散进空气里，每一颗都镌着你的名字，乘风而去。

    我停下手边的工作，揣度你流浪的方向，全心全意地准备下一个喷嚏。

   

    台湾清华大学电机系  彭明辉

    许多同学应该都还记得联考前夕的焦虑：差一分可能要掉好几个志愿，甚至于一生的命运从此改观！到了大四，这种焦虑可能更强烈而复杂：到底要先当兵，就业，还是先考研究所？我就经常碰到充满焦虑的学生问我这些问题。可是，这些焦虑实在是莫须有的！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也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救了一个人的一生。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侥幸巧取也不可能长久保有。如果我们看清这个事实，许多所谓“人生的重大抉择”就可以淡然处之，根本无需焦虑。而所谓“人生的困境”,也往往会变得无足挂齿。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一进大学就决定不再念研究所，所以，大学四年的时间多半在念人文科学的东西。毕业后工作了几年，才决定要念研究所。硕士毕业后，立下决心：从此不再为文凭而念书。谁知道，世事难料，当了五年讲师后，我又被时势所迫，出国念博士。出国时，一位大学同学笑我：全班最晚念博士的都要回国了，你现在才要出去？两年后我从剑桥回来，觉得人生际遇无常，莫此为甚：一个从大一就决定再也不钻营学位的人，竟然连硕士和博士都拿到了！属于我们该得的，哪样曾经少过？而人生中该得与不该得的究竟有多少，我们又何曾知晓？从此我对际遇一事不能不更加淡然。

    当讲师期间，有些态度较极端的学生会当面表现出他们的不屑；从剑桥回来时，却被学生当作不得了的事看待。这种表面上的大起大落，其实都是好事者之言，完全看不到事实的真相。从表面上看来，两年就拿到剑桥博士，这好像很了不起。但是，在这两年之前我已经花整整一年，将研究主题有关的论文全部看完，并找出研究方向；而之前更已花三年时间做控制方面的研究，并且在国际着名的学术期刊中发表论文。而从硕士毕业到拿博士，期间七年的时间我从不停止过研究与自修。所以，这个博士其实是累积了七年的成果，或者，只算我花在控制学门的时间，也至少有五年，根本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常人不从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来看待生命因积蓄而有的成果，老爱在表面上以断裂而孤立的事件夸大议论，因此每每在平淡无奇的事件上强作悲喜。可是对我来讲，当讲师期间被学生瞧不起，以及剑桥刚回来时被同学夸大本事，都只是表象。事实是：我只在乎每天二十四小时点点滴滴的累积。

    拿硕士或博士只是特定时刻里这些成果累积的外在展示而已，人生命中真实的累积从不曾因这些事件而终止或添加。

    常有学生满怀忧虑的问我：“老师，我很想先当完兵，工作一两年再考研究所。这样好吗？”

    “很好，这样子有机会先用实务来印证学理，你念研究所时会比别人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

    “可是，我怕当完兵又工作后，会失去斗志，因此考不上研究所。”

    “那你就先考研究所好了。”

    “可是，假如我先念研究所，我怕自己又会像念大学时一样茫然，因此念的不甘不愿的。”

    “那你还是先去工作好了！”

    “可是……”

    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的焦虑，可是却无法压抑住对于这种话的感慨。其实，说穿了他所需要的就是两年研究所加两年工作，以便加深知识的深广度和获取实务经验。先工作或先升学，表面上大相迳庭，其实骨子里的差别根本可以忽略。

    在“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故事里，主人原本喂养猴子的橡实是“早上四颗下午三颗”,后来改为“朝三暮四”,猴子就不高兴而坚持改回到“朝四暮三”.其实，先工作或先升学，期间差异就有如“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原不值得计较。但是，我们经常看不到这种生命过程中长远而持续的累积，老爱将一时际遇中的小差别夸大到生死攸关的地步。

    最讽刺的是：当我们面对两个可能的方案，而焦虑得不知如何抉择时，通常表示这两个方案可能一样好，或者一样坏，因而实际上选择哪个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只是先后之序而已。而且，愈是让我们焦虑得厉害的，其实差别越小，愈不值得焦虑。反而真正有明显的好坏差别时，我们轻易的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我们却经常看不到长远的将来，短视的盯着两案短期内的得失：想选甲案，就舍不得乙案的好处；想选乙案，又舍不得甲案的好处。如果看得够远，人生长则八、九十，短则五、六十年，先做哪一件事又有什么关系？甚至当完兵又工作后，再花一整年准备研究所，又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有些人还是会忧虑说：“我当完兵又工作后，会不会因为家累或记忆力衰退而比较难考上研究所？”我只能这样回答：“一个人考不上研究所，只有两个可能：或者他不够聪明，或者他的确够聪明。不够聪明而考不上，那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假如你够聪明，还考不上研究所，那只能说你的决心不够强。假如你是决心不够强，就表示你生命中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其重要程度并不下于硕士学位，而你舍不得丢下他。既然如此，考不上研究所也无须感到遗憾。不是吗？

    ”人生的路这么多，为什么要老斤斤计较着一个可能性？“

    我高中最要好的朋友，一生背运：高中考两次，高一念两次，大学又考两次，甚至连机车驾照都考两次。毕业后，他告诉自己：我没有关系，也没有学历，只能靠加倍的诚恳和努力。现在，他自己拥有一家公司，年收入数千万。

    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不顺利，而在事业上顺利，这是常见的事。有才华的人，不会因为被名校拒绝而连带失去他的才华，只不过要另外找适合他表现的场所而已。反过来，一个人在升学过程中太顺利，也难免因而放不下身段去创业，而只能乖乖领薪水过活。

    福兮祸兮，谁人知晓？我们又有什么好得意？又有什么好忧虑？人生的得与失，有时候怎么也说不清楚，有时候却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得到平日累积的成果，而失去我们不曾努力累积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和别人比成就，而是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最后该得到的不会少你一分，不该得到的也不会多你一分。

    好像是前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位高中同学。他在南加大当电机系的副教授，被清华电机聘回来开短期课程。从高中时代他就很用功，以第一志愿上台大电机后，四年都拿书卷奖，相信他在专业上的研究也已卓然有成。回想高中入学时，我们两个人的智力测验成绩分居全学年第一，第二名。可是从高一我就不曾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音乐，书法，艺术和哲学，而他却始终不曾分心，因此两个人在学术上的差距只会愈来愈远。反过来说，这十几二十年我在人文领域所获得的满足，恐怕已远非他能理解的了。我太太问过我，如果我肯全心专注于一个研究领域，是不是至少会赶上这位同学的成就？我不这样想，两个不同性情的人，注定要走两条不同的路。不该得的东西，我们注定是得不到的，随随便便拿两个人来比，只看到他所得到的，却看不到他所失去的，这有什么意义？

    有次清华电台访问我：”老师你如何面对你人生中的困境？“我当场愣在那里，怎么样都想不出我这一生什么时候有过困境！后来仔细回想，才发现：我不是没有过困境，而是被常人当作”困境“的境遇，我都当作一时的际遇，不曾在意过而已。刚服完兵役时，长子已出生却还找不到工作。我曾焦虑过，却又觉得迟早会有工作，报酬也不至于低的离谱，不曾太放在心上。念硕士期间，家计全靠太太的薪水，省吃俭用，对我而言又算不上困境。一来精神上我过的很充实，二来我知道这一切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转行去教书（做自己想做的事）。三十一岁才要出国，而同学正要回系上任教，我很紧张（不知道剑桥要求的有多严），却不曾丧气。因为，我知道自己过去一直很努力，也有很满意的心得和成果，只不过别人看不到而已。

    我没有过困境，因为我从不在乎外在的得失，也不武断的和别人比高下，而只在乎自己内在真实的累积。

    我没有过困境，因为我确实了解到：生命是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过程，绝不会因为单一的事件而有剧烈的起伏。

    同时我也相信：属于我们该得的，迟早会得到；属于我们不该得的，即使一分也不可能增加。假如你可以持有相同的信念，那么人生于你也会是宽广而长远，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境“,也没有什么好焦虑的了。

龙应台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于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如此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各方面的候选人也好，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为什么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后，你们很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后，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后，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后，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于，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后，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法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因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么？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么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后的纵深，那么，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于“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傍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后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么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么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么排列？为什么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么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么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真正的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三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位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三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愣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做我们的“领导人”?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于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一回事。然后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某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予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荡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后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于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后，你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么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后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后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罗兰

    在我幼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临睡之前，父亲必在床前陪我们，讲故事给我们听，讲到我们睡意蒙眬的时候，我们就说：“爸，我们要睡了，给我们留一点好吃的东西，明天早晨吃。”

    父亲总是微笑着点头答应，于是我们便抱着希望入睡。

    到了第二天早晨，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向枕下摸。我们所摸到的多半是干果类的小零食──包括花生、核桃、杏干、柿饼、山楂片、脆枣，等等。虽然为数不多，但每晨必定可以摸到。当我们摸到了父亲为我们放在枕下的这些零食时，心里立刻就充满了快乐，觉得生活是如此轻快、顺利，又如此光明、惬意。于是，我们嘻嘻哈哈地从床上跃起，又迅速地跑去漱洗，好赶快来享受这些小小的零食。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世上可能很少有人这样做。父母疼爱子女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宠惯子女也各有不同的程度，但像父亲这样，用如此有趣的方式来宠我们，却是少见的。

    那时，我们住在小镇上，那里不像现在的都市这样繁荣，只在离家约四五百尺处，有一家小小的店铺，名叫“海家店”,那里是专卖零食的。除此之外，每到深夜，有来叫卖清水萝卜和糖葫芦的，有时也有卖兔子肉或五香花生的，这就是父亲给我们留在枕下的零食的来源了。当然，由于清水萝卜和糖葫芦不适合放在枕下，所以我们如在枕下摸不到零食的话，大概会在离床头不远的橱柜上发现这两种漂亮而可口的食物。假如遇到冬天刮风下雪的坏天气，小贩们多半不会出来，那时父亲就必须跑到“海家店”去买了。

    北方的冬天很冷，特别是到了夜晚，经常刮着强风。那风呼啸着，发出哨子般的声音，所以我们叫它“哨子风”.有时下大雪，风雪交加，院中积雪盈尺，即使在这样的天气，父亲也仍不忽略我们的零食。我可以想象出他等我们睡了之后，穿起皮袍，戴上风帽，提着风灯，冒寒出去为我们买零食的样子。由于我们的零食很有变化，并非天天相同，所以我知道父亲常常是特地为我们出去买的。

    我猜想父亲这样做，可能不只是单纯为了疼爱我们，最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自幼养成乐观的心情与对世界的信心。因为父亲常逗我们说：“你许一个愿，试试看，只要你心诚，明天它就成为真的。”然后他就问我们要许什么愿，小孩子会许什么愿呢？无非是吃的或玩的。

    在我们的童年里，一直觉得这世界是可爱的，人间是温暖的，亲情是可以信赖的，而希望是一定会达成的。父亲当年很守信用地逐天为我们准备一些可爱的小收获，为我们生命中织入了光明积极的人生观，父亲的这些行动实在远胜过多少枯燥的家训与空洞的格言。

    我从不奢望做力所不及的大事，我相信最贴近我的小事。当我心情沮丧而患得患失时，我便开始动手做一件易于成功的小事。那小事的成功，总会很有效地重新鼓舞我的活力与勇气，使我的生活拨云见日而重现光明。

    当我们企望过多或太远时，当然会烦恼而无所适从。假如我们关心重视那些近在身旁的小希望，并勤于拾掇别人视为不值一提的小收获时，必会感到自己每走一步都有一步的意义，每过一天都有一天的目的，每过一时都有一时的快乐。

    [怦然心动]

    在生活不太富裕的时候，父亲每天在枕下准备的各种小东西，让作者的童年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同时也让她对人生充满了信任和感恩。由是，她能以充满正能量的心态做人生的底色，生活也因此处处充满了精彩和惊喜。其实，生活是由点点滴滴的琐碎和细节拼接而成的，当我们尽情沉浸在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的快乐和满足时，它们就会自然串起一个富足的人生。胡适说：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面对生活也当如此，不奢望过多过大的目标，踏踏实实地做好最贴近自己的每一件事，就会收获一个个小希望，一个个小快乐，久而久之，生活也就会被这样的点滴收获倏然点亮。

    【文题延伸】希望点亮生活；微幸福；小欢喜，大幸福

我们每一个同学身上都寄托着父母的期望，每一个优点可能都是父母苦心培育的结果，我们的视线不应只放在大而化之的送伞、看病、端茶这样的事，而要深入的想想，父母想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开始赞美一种生活，细小、琐碎，却泛着晶莹剔透的光。

秋风乍起，眼看着花落零，草枯残，有哀伤，亦有惊喜。来来往往的人都是那楼下风景，而我是躲在屋子里看风景的人，每一道风景都好：刚才过去的那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很帅气，那个披着粉色披肩的女人很优雅，路边那个小女孩儿逗弄小狗的举动好可爱，给乞丐送去一根冰激凌的男孩儿一看就有颗金子般的心……天空里飞翔的鸽子传来的哨音、街道边跑出来的小狗欢快的吠叫、路边人家篱笆上铺满的常春藤，都让我一一快乐过，这些和幸福沾边儿的事儿呵，终会走过我的人生，而我也像它们一样吧，开开落落在别人的窗口，张扬或淡定，成为别人的那个和幸福沾边儿的事儿。

如果能成为那样的一份子，我将会无比荣幸。

我开始赞美一种生活，与物质无关，与精神有染。我开始赞美一种生活，从赞美一杯茶、一片叶子、一朵云开始。甚至一阵小微风，也会扇动出幸福的旋涡来。

好久未见的肥猫突然打来电话，说他的同事有间带暖气的房要出租，社区完善，很适合我一个人居住。我欣然前往，取到钥匙，向他道谢。肥猫却意外的生分起来，“你不用谢我，又不是你让我找的。”我一下乐了。原来他懊恼我需要帮忙时没有想到找他，同时我还知道另有朋友在默默地为我操心。看着他圆圆胖胖可爱的身影越晃越远，我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感受着一种细微的温暖。

夜里随意的躺在黑暗里，有音乐的陪伴，总让我感到满足。但上次享有这样的满足，似乎是有点久远的时光了。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前一次伫立在立交桥上，听着满耳的音乐，想想发生在身边的那些温暖的事，在清澈的夜里凝望桥下川流不息的车流，每个人都在奔忙，但满足有时候竟是这么简单的啊！

不管多么繁杂的生活，可能一点点温暖就可以消解其中的隐忧吧，还原你内心的宁静，给你一片澄明之境。想念那些温暖的事的时候，就如同给自己不停地插上一根一根温暖的羽毛，给身体取暖，让灵魂飞升。

在对皮考特的小说《姐姐的守护者》的评论中有人这样写道：“有人说，在重大的考验面前，才能判断是否真爱。譬如失意，重病，破产，跌至谷底，天灾人祸。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不过，如若可以，这种考验最好不要。上帝先生，我们自会明白谁亲谁疏，实在毋须那样残酷的考验。若能拥有简单、平凡、细水长流、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爱，谁会想去体验暴风骤雨颠沛流离中颤抖的依偎？ ”

是啊，简单、平凡、细水长流、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爱，这正是我所要赞美的生活。

如星，如露，如莲。

永恒，晶莹，芬芳。

日 清少纳言

春天最美是黎明。东方一点儿一点儿泛着鱼肚色的天空，染上微微的红晕，飘着红紫红紫的彩云。

夏天最美是夜晚，明亮的月夜固然美，漆黑漆黑的暗夜，也有无数的萤火虫儿翩翩飞舞。即使是濛濛细雨的夜晚，也有一只两只萤火虫儿， 闪着朦胧的微光在飞行，这情景着实迷人。

秋天最美是黄昏。夕阳照西山时，感人的是点点归鸦急急匆匆地朝窠里飞去。成群结队的大雁儿，在高空中比翼联飞，更是叫人感动。夕阳西沉，夜幕降临，那风声、虫鸣听起来也叫人心旷神怡。

冬天最美是早晨。落雪的早晨当然美，就是在遍地铺满白霜的早晨，在无雪无霜的凛冽的清晨，也要生起熊熊的炭火。手捧着暖和和的火盆穿过廊下时，那心情儿和这寒冷的冬晨多么和谐啊！  只是到了中午，寒气渐退，火盆里的火炭儿，大多变成了一堆白灰，这未免令人有点扫兴了。

喷嚏

［张曼娟］

毫无防备地，我打了一个喷嚏。这是不是，你隔着茫茫流动的人海，传递思念的讯息？

有点阳光，照耀着从身体里蹿出的透明颗粒，细微地，散进空气里，每一颗都镌着你的名字，乘风而去。

我停下手边的工作，揣度你流浪的方向，全心全意地准备下一个喷嚏。

岁月

［席慕蓉］

好多年没有见面的朋友，再见面时，觉得他们都有一点不同了。有人有了一双悲伤的眼睛，有人有了冷酷的嘴角，有人是一脸的喜悦，有人却一脸风霜；好像十几年没能与我的朋友们共度的沧桑，都隐隐约约地写在他们的脸上了。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来改变我们的容貌。

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容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从人群中把你辨认出来。

 

 

雨

戴望舒

雨停止了,榆溜还是叮叮地响着,给梦拍着柔和的拍子,好像在江南的一只乌篷船中一样。“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韦庄的词句又浮到脑中来了。奇迹也许突然发生了吧,也许我也被魔法移到苔澳或是西湖的小船中了吧……

然而突然,香港的倾盆大雨又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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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则更见晶莹纤巧,着墨不多,只不过“叮叮地响着,给梦拍着柔和的拍子”,已足够引发诗人怀乡之思的幻觉,仿佛已置身于西湖舟中。然而这种陶醉是短暂的,突然,笔锋一转:“香港的倾盆大雨又降下来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在放与收之间的精炼,显示了他的艺术功力。骤然急转的“刹住”,刹住了他的怀乡之思,失落感尽在不舍中了。诗的无限张力得以展现,这是大手笔。

惧怕失败的人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日）大川隆法］

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从来没有失败过。

有挑战，就必然会遭遇失败，那些有远大目标的人常常会经历更多的失败。可是，惧怕失败就不是年轻人了。惧怕失败的人，已经提前步入了人生的暮年。

年轻人理应具有挑战精神，即使被老人劝阻“不要这样做”，也必须要有说出“无论说什么我也要干”的敢于违抗权威的勇气。年轻人就要不怕失败，敢于坚持自我和挑战权威。

说自己没有失败过的人，也就是等于说自己从来没有挑战过。

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的工作。什么都不做的人自然不会失败，那些越积极勇敢地工作的人，失败自然会越多。我们知道，新兴企业的成功率只有10%，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勇气去挑战，便无法开辟出新的道路。

在学校里，比如说在棒球队或足球队里，那些抱着“想成为替补选手”的志向而参加的人中，有一半能够实现目标。在成为正式选手后，接着不少人又会列出想要参加地区大赛、参加全国大赛等目标，这样一来，目标越高，难度就越大，遭遇挫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想想看，若是有人设定了一个想要拿奥运会金牌的目标，那么有99.99%的可能，结果会以失败而告终。

任何领域都是如此，目标越高，失败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一开始人们就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去接受挑战，导致到头来一事无成，这才是比失败还要坏的结果。

我自己就遭遇过无数次的失败，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不断接受挑战，就会不断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降低目标，自然就能避开失败，但那样的人，是毫无挑战精神的，这样贫乏的人生难道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们必须明白，从来没有失败过正是人生最大的失败。失败多的人，说明接受过很多次的挑战。所以，请不要惧怕失败，请满怀勇气接受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