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李思楚

古装剧中常常出现的亮如白昼的夜晚和繁华热闹的夜市,现实中真的存在吗?古人晚上有哪些我们难以想象的麻烦?
文|李思楚
穿越回古代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即使你热爱中华古典文化,能够忍受衣食住行的种种不便,古时的漫漫长夜也足以让你赶紧买票返程——古装剧、穿越剧中频频出现的繁华夜景,大多是不熟悉历史的中国编剧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古代的夜晚,远比你想象的还要麻烦。

蜡烛也是奢侈品

被各种人造光源惯坏了的现代人可能早已忘记黑夜多么不适合人类活动。停电时,我们被迫以古人的方式度过漫漫长夜——点起蜡烛,在摇曳昏黄的烛光下聊天、打牌,甚至读书写字。
蜡烛的亮度比电灯差多少?假如采用光通量(流明,lumen)的概念,发光强度为 1 坎德拉(约一支蜡烛)的发光体,其光通量为 1 流明,而一盏 40 瓦的日光灯的光通量约为 2100 流明。

▍电影《巴里·林登》是少有的完全采用场景光源的影片。尽管点燃许多蜡烛再加上大光圈镜头,光线仍十分昏暗,与国产古装片对比鲜明
这样计算,其实还低估了古代照明方式与现代的差距,因为让古典文化爱好者沉醉的“何当共剪西窗烛”的美好意象,只是少数人能享受到的奢侈。
在古代,蜡烛远没有想象中那么流行。民国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回忆,晚清以前平民在夜间需要照明,“燃起一根松枝,或一条篾片,即可解决。夜间依赖蜡烛照明是很例外的事。”
为什么蜡烛不够流行?因为当时的蜡烛和今天完全不同。今天的蜡烛由石蜡制成,是石油工业的产物,纯度很高,燃烧稳定,且价格低廉。而古代的蜡烛往往是蜂蜡、白蜡与常温不熔的动物油脂混合而成,燃烧不稳定,极易熔化,烟气很重,动物油又往往因变质发出难闻的气味。

▍左为隋代湘阴窑烛灯,隋唐以前的蜡烛更多使用熔点较低的蜂蜡,烛台做成管状以免蜡烛熔化或变形;唐宋以后多采用熔点较高的白蜡,直立性较好可以用烛钎固定,但仍然需要用盘状的烛台承接烛泪,右为清乾隆蓝玻璃刻花烛台
何况普通人家未必用得起蜡烛。据《宋史》,北宋名相寇准少年富贵,性情豪奢,“家未尝爇油灯,虽庖匽所在,必然(燃)炬烛。”可见蜡烛在古代是富贵的象征。
宋代的蜡烛价格在 150 文左右,宋代以后开始把乌桕之类熔点高的的植物油加入蜡烛中以降低成本,但效果也不理想,晚清时期的蜡烛价格仍然高达 150-200 文。考虑到每晚可能消耗 2-3 支蜡烛,而每晚消耗的灯油价格不过 4-5 文钱,粗略计算,蜡烛的价钱是油灯的 100 倍。中国古代确实有一些巨型蜡烛可以提供很好的照明,但其价格更不是一般群众所能接受的了。
油灯也是古代比较普遍的照明工具,它的亮度可以调节,如果多放燃油,使用粗大的灯芯,油灯可以和蜡烛一样明亮,但同时也与蜡烛一样奢侈。普通油灯比较昏暗,“一灯如豆”形象说明了它的照明效果。古代经常出现灯花落在书本上烧坏书籍,说明油灯有引起火灾的风险,同时还说明古人看书时,书本和眼睛多么贴近油灯。

▍不过在如今的古装戏中,亮度从不是个问题
即便如此,油灯也不一定谁都用得起。《儒林外史》中的守财奴严监生,临死之前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就是嫌油灯里点了两茎灯草,太费油。凿壁偷光和囊萤映雪的典故,也说明油灯远没有今天的电灯这么普及。
室内尚且如此昏暗,街道上又如何呢?古人也想出了一些室外照明的办法,比如从唐宋时期开始,行人较多的街道或者桥头,往往会设置公益性的街灯。一些富裕的寺庙也会在高塔上面点燃长明灯,以示佛光普照。

▍明代《环翠堂园景图》,可以看到明代已有挂于高杆、形式与现代接近的路灯
不过,如果你是夜盲症患者,最好还是不要出去。因为在绝大多数道路上,夜行者只能靠灯笼或火把,借着月光艰难行走。
甚至禁城宫殿的道路上都很少有灯火。唐宋时期,臣子们在夜间被召见时若能获赐以灯火送归,会被看作无上恩宠。整个宋代只有 10 人曾享受这种待遇,最著名的是苏东坡,其夜间被太皇太后和哲宗召见,临走时命人用“御前金莲烛”送归,传为美谈。
明代的紫禁城有了路灯,“以石为座,铜为楼,铜丝为门壁。每日晚,内府库监工添油点灯,以便巡看关防。”后来魏忠贤为了方便他自己夜间出入,把这些路灯全部撤去。
清代紫禁城中除帝后皇子们的居所之外都不设路灯,令官员们十分困扰,他们上朝时通常只能自己小灯笼照明。光绪初年的一个大雨之夜,有个笔帖式竟因天黑失足落入御河而死。直到 1888 年,慈禧太后的寝宫装上了李鸿章进贡来的电灯,紫禁城才告别了漆黑一片的夜晚。

▍《火烧圆明园》中同治皇帝登基大典,由于紫禁城三大殿区域不设灯火,天亮之前就要赶到的大臣们纷纷手提灯笼

严格的宵禁制度

平民百姓或许舍不得点灯燃烛,经营酒楼歌肆的店家则无此压力。以它们为核心能形成一个相当壮观的夜间市场——如果官府不去管制的话。
古代官府一直试图管理百姓的作息时间。《国语》中,鲁桓公妻子敬姜教育儿子时说:为了防止人们过分安逸生出邪念,从天子、诸侯到平民百姓,每个人的作息都要安排好。学者葛兆光曾总结:“对作息时间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大家步伐一致,各地时间一致,才会觉得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在夜晚,官府最容易失去对平民的控制——除了赌博,盗窃,最大的问题可能是阴谋颠覆政府。例如唐宋时期,官员们发现各地常有“合党连群,夜聚晓散”的人群,顿时感到如临大敌,因为这些人很可能是吃菜事魔(摩尼教)的信徒,应该抓起来治罪。
因此,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期都有关于宵禁的法令——每到黄昏,城门闭锁,各居民区也封闭起来,如无要事不得在街上行走,否则称为“犯夜”,要予以处罚。

▍《清明上河图》清院本中的栅栏
对犯夜者的处罚有多严重?一个极端的例子与曹操有关。他做洛阳北部尉时曾将皇帝宠臣蹇硕的叔父杖刑处死,仅仅因为他触犯了宵禁。不过,多数犯夜者不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依据《大清律》,通常会处以 30-50 下的杖刑,拒捕者杖一百。
唐代的长安城是实施宵禁令的模范。长安城在规划上将商业区(市)和住宅区(坊)严格分离,东西两市的营业时间是正午到黄昏。黄昏时刻,长安的承天门击鼓四百下,城门全部关闭。鼓声再响六百下后,城内的坊门一律关闭,行人也禁止夜行。夜鼓和晓鼓之间,在街上行走即为犯夜,违者笞打二十。“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就是长安夜晚街头的景象。

▍唐长安城宵禁极为严格,城内的道路呈棋盘式分布,皇城外被划为东西两市、百余个里坊,坊和市的四周都被墙封闭,晚间只要坊门关闭,坊内居民便无法出入
不小心回来晚了怎么办呢?《太平广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天宝年间,布政坊居民张无是走在街上,夜鼓忽绝,坊门都关闭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桥下蹲了一宿。
明清时期的宵禁制度依然严格,清代北京内城(大致是今天二环以内)的每条胡同口都有栅栏,其中皇城内 116 个,皇城外 1199 个。这些栅栏每晚闭锁,内城居民想要过夜生活也非常困难。今天灯火辉煌的北京,古代的夜里却是冷冷清清。

那么,难道中国古代的夜生活仅限于室内吗?

难得的夜生活

当然不是,古人的夜生活同样可以十分丰富,只是要想办法避开宵禁制度。
例如每年元宵节前后通常都会解除宵禁,“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这些难得的浪漫之夜都发生在元宵节。
除元宵节外,绕过宵禁令的最简单办法,就是进入夜市区域后干脆彻夜不归,这样就不受宵禁令的限制了。通常内城的宵禁比外城严格得多,而城外通常无人巡夜,因此古代夜生活丰富的地点往往在大城市的外城中,或者干脆就在城外。例如北京的八大胡同,南京的秦淮河,杭州的北关,苏州的阊门外等。

▍今天的秦淮河画舫
唐代长安城宵禁虽然严格,但并不妨碍人们到特定的区域寻欢作乐,如平康里就是主要的红灯区。卢照邻的名诗《长安古意》中还有这样的故事情节:一群游侠少年在长安红灯区寻欢作乐,继而朝廷命官“执金吾”带着大批随从光顾,过了不久又有贵为将相的大人物莅临。
如果不愿在外面过夜,还可以享受外送服务。唐宋至明朝的中央地方官府往往蓄养“官妓”,方便公职人员设宴时陪酒。后来无论何人只要肯花钱也可享受同等待遇,清代行话称为“叫一个局”。苏东坡在杭州时,常常约宾客来到西湖,早餐之后,令客人各自上船,每条船上各领歌妓数名,随客人泛舟游玩,傍晚时才集合,又到其他地方游玩,深夜方归。

▍清代书画家黄山寿作《琴操悟禅》,苏东坡爱与歌妓往来,他在西湖曾以眼前的美景作喻,使杭州著名歌妓琴操悟道
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中记载了承办宴会的“四司六局”,主人只需花钱即可从官私服务行业请来厨师、歌妓,甚至“专掌灯火照耀、立台剪烛、壁灯、烛笼、装香簇炭之类”的技术人员,在自己家中摆下上档次的酒席。
更豪富的人家,还可以自己蓄养和调教歌妓。唐代传奇小说《昆仑奴》中的某位一品大员宅中竟然有十院歌姬,比起那些夜宿娼家还要担心宵禁的普通市民高明多了。
宋代是个基本取消宵禁的时代,在中国古代难得一见。与唐代长安不同,宋代开封和临安的城市布局打破了市与坊的界限,宵禁难以执行。喜欢夜行的宋太祖将宵禁时间延迟到三更,而五更解除宵禁,禁止夜行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时辰。东京城内普遍出现了“夜市”与“早市”。
北宋末年宵禁令干脆名存实亡,不再执行。南宋临安夜市更加繁荣,“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临安或许是中国古代最真正的不夜城。

▍开封“清明上河园”演出的夜剧《东京梦华》
解除宵禁的代价是频繁发生的火灾。北宋一朝开封失火多达 44 次,导致朝廷一度实行非常严厉的灯火管制:士庶人家夜间点火必须申报,一旦失火而又找不到纵火者,主管的官吏就会获罪。禁火令一出,宋代的刁民们开始故意纵火以陷害长官,无奈的朝廷只好放宽限制。
古代的夜生活不仅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经济和文化,还可以视为朝廷控制力的晴雨表。一个朝代的末期,朝廷没有人力、财力实施宵禁,人们的夜生活往往也会丰富起来,晚唐的长安城宵禁制度逐渐松弛,与盛唐时期的严肃气氛形成鲜明对比。明代和清代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
因此,如果穿越到古代突然发现严格的宵禁逐渐松弛下来的话,先别急着高兴,要做好迎接黄巾、闯王、革命党们的准备。

 

“胡说八道”

人们常常把无稽之谈称之为“胡说”.“胡说”一词始于东晋之后,这时候,居住在西北的主要有匈奴、鲜卑、等民族。胡人说话中原人听不懂,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叫胡说。

人们常把不懂又不负责任地乱说一气,称之为“胡说八道”.为什么是八道, 而不是九道或七道呢? 原来这八道跟道教有关。

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不老与得道成仙,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八个阶段,也就是八道。哪八道呢?

一为入道,进入道门;

二为学道,学习修道的理论和方法;

三为访道,对道的研修要请高道大德加以指点;

四为修道,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五为得道,通过修行、参悟,自己的道行日益高深;

六为传道,有了道行,不仅要个人修持还要普渡众生进行传道;

七为了道,通过上述修道的过程你终于得道脱胎换骨完成了修道的过程;

八为成道,也就是升入天界成为神仙了。

变化原因
木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已经十分精辟,现直接引用过来:”诗案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有人说,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苏轼由当初的
“奋厉有当世志”、“致君尧舜”,转变为“聊从造物游”的艺术人生。案前,诗入主要是深刻地反省仕宦人生;其后,他痛苦的心灵在自然的天地里找到了归宿,
发现了新的人生境界。也有人说,黄州时期。“苏东坡精神寄托的对象从名利事业而暂时转移到东坡,转移到大自然。这就是对统治集团的一种疏远,这不能不无它
的积极意义”.诗案对于苏轼,浑如一场恶梦。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拭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评价人生的意义。“现从先生的角
度,将这一问题作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是苏轼作品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乌台诗案之后,苏东坡谪居黄州,远离官场。在黄州,他在给好友章淳的信中写道:”现寓僧舍,布衣蔬
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扰。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
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层意义上苏轼是谪居黄州、惠州、儋州等地,但他的谪居与
其他人又不一样。他”寓僧舍“、”随僧餐“、”惟佛经以遣日“.这说明,他在起居生活上已渐趋佛道。
其次,崇尚佛老思想。乌台诗案使苏轼对儒家的仕宦思想产生深深的怀疑,在仕途失意之时,自然倾向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安国寺记》里写道:”余二月至
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现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面
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
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
窃乐之……“”归诚佛僧,求一洗之“、”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开始疏远儒家思想,而日渐趋向佛老思想。
第三,儒道佛三教合一。表面上苏轼弃儒从道,但是实际上,儒学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其内心之中了,而苏轼又将佛道的出世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和于宋代”修己治人“统一起来,故其作品谈禅说理、怀古感今,无所不包。在黄州时,苏轼逍遥游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
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在惠州时,他超然淡泊: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在儋州,宠辱不惊、履险如夷、临危若素:”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
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苏轼一生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宦海沉浮,两遭流放。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仕途人生而言是一个低潮,但却是其文
学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这种仕途的不得意和现实的坎坷,使他走出市井朝廷,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多的寄托于佛法禅意、青山秀水之中,故而也就在更大
意义上成就了东坡式“自在洒脱、空灵超然”

风格变化

简介

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何、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他们对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诗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咏物诗,作者是想以此说明自己有桧树一样挺拔不屈的品格。何、舒等人则借此大做文章,指控这首诗有不臣之意。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强烈的。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不少。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弥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面对起起伏伏的人生,终于能够风轻云淡的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文化上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在风格上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这些赠黄庭坚、王诜等人的诗文,一时成为轰动朝野的新闻,舒亶等人趁机痛打落水狗,请求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诗云:”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冷静地回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对苏轼的指控,有的有些牵强,这咏桧诗就是一例。还有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在给王诜的诗里,有一行是坐听”鞭笞环呻吟“,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给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到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说他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给张方平的诗里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zhá)乱“和”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给周邠(bīn)的诗里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给他: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鸟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这些无疑激怒了朝廷的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审问。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苏轼自知诗作写好之后,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想着只要耽搁了两天,说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当时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出面力挽,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结果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可笑的是,同属于苏轼口中的”新进“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精神寂寞,穷愁潦倒。第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发人生之叹,写苍凉之情,表惆怅孤独之怀,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异彩,势奔放,无荒率笔,被称”天下第三行书“,墨迹素笺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受害人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且更因对待公主不礼貌,宠妾压妻。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时与苏轼互相诗文唱和,引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们,在苏轼入狱其间,一个给他求情的都没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称之为”奸邪“、”小人“、”新进“的那些变法派大臣,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此真可谓是一目了然也。

发生时间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

案件始末

起因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御史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此时,苏轼的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立刻派人去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到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想跳水自杀。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

苏轼先报上年龄,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和有他推荐为官的人。他说,自为官始,他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任凤翔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轼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除此之外,其余文字均与时事无关。

到二十二日,御史台审问他《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他拖到二十四日,才说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至于《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直到二十八日才作了交代。

当时御史中丞李定向皇帝报告案情进展。说苏轼面对弹劾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怀疑苏轼要么是受刑不过,要么是有更大的秘密要隐藏。于是问李定可曾用刑。李定答道: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所有人。

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有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最高的是司马光。王安石罢相的次年(1077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实为司马光重登相位大造舆论。御史台说这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御史台又找到了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

《和韵》诗云:”嘉谷卧风雨,莨莠等我场。阵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苏轼自己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苏诗巧用”悄悄“、”愠“等词,暗藏”群小“之意。要不是作者解释,还没多少人知其中奥妙。

《汤村》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留滞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毋厌藜羹。“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等。*人指控之下,仗义执言也是罪行。

    “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这三月的春风便是花信风,按《吕氏春秋》的说法,“春之得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花信风,就是花开时吹来的风,她带来了开花音讯的风候。因为是应花期而来的风,所以叫信风。只是不晓得是花应风而开,还是风应花而来,是哪一个更有信地赴约的呢?

    其实,这花信风从小寒就开始了。《书肆说铃》中记载:“花信风自小寒起至谷雨,合八气,得四个月,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风信应之。”这真让人有些想不到,一年之中开始进入最寒冷的时节,在凛冽的寒风里,竟然带着花的消息,花信风应期而至了。我们的古人在最冷的时节畅想着花事,不由得对其盼春迎春的情愫产生许多的感念,况且,这情愫里还透着一种坚韧,一种在冰天雪地之中对美好春天的憧憬……

    我国古代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个节气。候,就是物候,是指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按一定的季节时令活动,这种活动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我们的古人很早就发现天地万物虽然各不相同,然而生老病死、盛衰枯荣、星移斗转、阴阳消长,似乎有着相类的呼吸和脉动。古人逐渐发现植物的萌芽、发叶、开花、结果、叶黄、叶落,动物的蛰眠、复苏、始鸣、繁育、迁徙等,都是受气候变化制约的。他们便将全年划分为二十四个段落,也就是二十四节气,从而基本上概括了一年中寒暑往来的准确时间,降雨降雪等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千百年来,这二十四节气与悠悠的时光相伴,时刻关照着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我们的发展和繁衍。

    二十四节气中从小寒到谷雨共有八个节气,花信风就在这段时间里吹拂着,弥漫着这充满芬芳诗意与缤纷色彩的二十四番花信风。

    每年冬去春来,从小寒到谷雨这八个节气里共有二十四候,每候都有一种花卉绽蕾开放,于是便有了“二十四番花信风”.古人在二十四候的每一候内开花的植物中,挑选一种花期最准确的植物为代表,叫做这一候中的花信风。其顺序是这样的:

    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

    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

    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花,三候望春;

    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

    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

    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

    清明:一候桐花  二候麦花  三侯柳花;

    谷雨:一候牡丹  二候酴糜  三候楝花;

    “二十四番花信风”主要讲述从小寒到谷雨这四个月间的二十四种花事,宋代周辉在《清波杂记》中说:“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居后”,二十四番花信风,以梅花始,以楝花而终。在这一百二十天里,一月二气六候花信风,每个月的每五天都有花儿和风儿应约而来,守候着人们,让我们每次都有不同的期待和感悟,期待不同的花色,花香,花样年华……

    到了谷雨前后,就百花盛开,万紫千红,四处飘香,春满大地。楝花排在最后,楝花开罢,花事已了。“二十四番风后,绿阴芳草长亭”,以立夏为起点的夏季便来临了……

    另外,古人还列有一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与二十四节气相若。梁元帝萧绎的《纂要》中记载:“一月二番花信风,阴阳寒暖,冬随其时。其花则:鹅儿、木兰、李花、杨花、桤花、桐花、金樱、黄荔、楝花、荷花、槟榔、蔓罗、菱花、木槿、桂花、芦花、兰花、蓼花、桃花、枇杷、梅花、水仙、山茶、瑞香。”我们的古人把生活的每一个日子都诗意化与浪漫化了,真可谓是诗意地栖居了……静心一想,日日鲜花相伴,时时花香氤氲,花语呢喃,天天红红翠翠花花,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想到这些,生活里的暮暮朝朝风风雨雨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春暮游小园》 王淇

一丛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蘼花事,丝丝夭棘出莓墙

花语

荼蘼花语——末路之美
荼蘼花开代表女子的青春已成过去。荼蘼花开,表示感情的终结。爱到荼靡,意蕴生命中最灿烂、最繁华或最骨铭心的爱即将失去。
荼蘼是一种伤感的花。荼蘼花是春天最后开花的植物,它开了也就意味着春天结束了,“三春过后诸芳尽”,开花的季节也就结束了。花开总是形容女子的青春将逝,或是感情到了尽头。

    浣溪沙

    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沈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

    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

 
      【注释】 ①淡荡:形容春光疏淡骀荡。

    ②沉水:沉香。

    ③花钿:一种花形首饰。

    ④斗草:古代民间一种斗草的游戏。

    ⑤生绵:谓柳杨花飘絮。

    【评解】 《浣溪沙》上片写春光骀荡,屋内香炉袅烟,人睡初醒;下片淡淡几笔,勾勒寒食节的初春景色与民间习俗,情韵全出。

    【集评】 《谭评词辨》卷一:易安居士独此篇有唐调。选家炉冶,遂标此奇。

    【史考】 《浣溪沙》这首词别见于明《永乐大典》收录的宋人仲并《浮山集》,题作“春闺即事”.宋人曾慥以此为易安作。

    (1)山:《浮山集》作“绣”.

    (2)燕:《阳春白雪》作“归”.

    (3)已:《浮山集》作“初”.

    【鉴赏】 这首《浣溪沙》当是词人的前期之作。李清照前期的生活,是以大家闺秀身分出现的,与此相称的,便是在她前期词作中表露出来的文雅、高贵气度。这种气度又是通过词人细腻丰富的感情,优雅含蓄的笔触体现出来的。《浣溪沙》一词,通过暮春风光和闺室景物的描绘,抒写了女词人惜春留春的哀婉心情。

    上片侧重描绘室内景致,“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沈水袅残烟。”开首即交代时令已值暮春,这正是“闺中风暖,陌上草熏”(江淹《别赋》),暖风醉人时节。接着词人即把笔触移至室内,一股氤氲氛围笼罩闺中,原来是袅袅香烟弥漫其中,从中似还透着静谧、温馨和淡淡的忧愁。“淡荡”,谓春光融和遍满之意。“沈水”,即沉水香。词人另一首《菩萨蛮》词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句。“梦回山枕隐花钿”句,词人叙己早晨梦醒,凝妆完毕,却慵懒未除,又斜倚枕上出神,似在品味梦中情景。“山枕”,即檀枕。因其如“凹”形,故称山枕。词人《蝶恋花》词有“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句。词作的上片描绘了一幅优雅、茜丽、静谧的画面:暮春时节,春光融融,闺房中檀香氤氲,一个少妇正欹枕凝神。如果认为画面中的少妇只是属于慵懒、无聊那种类型的女性,整日价沉溺于沉香、花钿、山枕之中,那就错了。李清照有着男性作家无以比拟的细腻而丰富的情感世界,是一个对大自然与外部世界有着极为敏锐的感悟,以及强烈的关注与渴念的女性,词作的下片就为人们展示了这样的情愫。

    “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女词人的笔触延伸到室外,但见室外妇女正笑语喧喧,彼此斗草取乐,而海燕此时却经春未归。女词人这里写海燕未归,隐隐含有她细数日子,惜春留春心态,而写斗草游戏,则映衬自己的寂寞。“斗草”,又叫斗百草,南北朝时即有此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原为端午之娱乐习俗,后推广并不拘于此日,尤为妇女儿童喜好。次句言春天将尽,梅子熟透,柳枝长成。惜春、留春不住,叹春之情遂油然而生。词人在《小重山》词中有:“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那是写早春时节,以及自己爱春之情,而此处写江梅熟落,其意恰相反。“柳生绵”,亦为暮春之景致。以上写景,也透露出词人无奈叹喟之情。末句:“黄昏疏雨湿秋千”,黄昏时分,独自一人,已自不堪,更兼疏雨,以及空寂、湿漉的秋千架相伴,更让人感到寂寞、愁怨。

    《浣溪沙》这首词抒写情感很是细腻,但不是直言明说,而是通过十分优雅、含蓄的笔触,去描述十分典型的外物形象和意境,从中再渗出细腻而幽深的心态。


    名家点评

    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卷一:此首别见宋仲并《浮山集》卷三,从《永乐大典》辑出。清劳格《读书杂识》卷十二云:“仲并《浮山集·浣溪沙·春闺即事》,《乐府雅词》作李清照词。”曾慥与易安同时,以此首为易安作,必有所据。疑《永乐大典》误作仲并词,或清四库馆臣误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

    徐培均《李清照》:李清照这首词写得不像晏殊那样轻松偷快,而是写一个少女在这春光淡荡的时刻,幽闺独处,甚感无聊,春梦初回,斜欹山枕,对着香炉里缕缕残烟在出神。下半阕是写江梅(一种未经人工培植的野梅)已谢,柳絮初生,燕子虽然还未从海上飞来,而那些天真的女伴,已经按捺不住青春的情怀,走出闺门,去做斗百草的游戏。而她自己直到天晚,还是足不出户,默默地看着疏疏落落的细雨打湿空挂着的秋千。词中既写了时令,也写了人物。从上半阙到下半阕,词中的天气由晴转阴,心情也由娇慵转入凄清。“黄昏疏雨湿秋千”是一个很富于意境的句子,前人评价说“可与‘丝雨湿流光’、‘波底夕阳红湿’’湿‘字争胜”(黄苏《蓼园词选》)。在这里,一位少女的伤春情怀,仅着一字,而神情毕现。其内心世界,令人可以想见。看来词人自己也快由天真无邪的少女走向多愁善感的盛年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陈邦炎:这首词为寒食日的即景之作。“沉水袅残烟”、“山枕隐花铀”两句,所摄的是户内的两个画面;“人斗草”、“柳生绵”、“疏雨湿秋千”三句,所摄取的是户外的三个画面;“淡荡春光”句,则总摄户内外,是这些画面的共同背景……就时间而言,词的上半阕是逆挽。按顺序,本应先写隐枕而寐,一梦醒来,然后写见到室内炉香烧残,再写感到四周春光骀荡;而词句却是倒过来叙说的。至于词的下半阕是否也是逆挽,抑或转为顺述?……从本句寻绎,既是花铀未卸,多半是昼寝;从上句推断,既是睡前注入炉内的沉香尚自残烟袅袅,则入睡还不到一炉香的时间,似也是昼寝。其情事近似晏殊在一首《踏莎行》中所写:“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似可断定,词中的“梦回”是午梦醒来。这一句是全词的分水岭。上阕写户内,是倒叙;下阕写户外,是顺述……就这首词的艺术结构而言,除了以“梦回”一句为中心,上阕逆挽。下阕顺写,使全词既见错综变化而又层次分明、脉络井然外,还有一些值得拈出之处。如前所述,全词六句,显示了六个画面。每个画面所描画的又不止一物一事,而是两三种事物的组合。如首句写了春光与寒食;次句写了玉炉、沉水、残烟;第三句写了春梦、山枕、花铀;第四句写了燕未来与人斗草;第五句写了梅已过与柳生绵;末句写了黄昏、疏雨、秋千。词人把这么多的事物收集入词,却使人读来并无拼凑庞杂之感,只觉事物与事物间、字句与字句间融合无间,构成了一幅完整而和谐的画卷。(《李清照词鉴赏》,齐鲁书社1986年4月出版)

    刘瑜《李清照词欣赏》:此词格调清新,用语浅俗,作者并非精心雕琢,刻意求工,似乎信手拈得。《填词杂说》云:“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铲尽浮词,直抒本色,而浅人常以雕绘傲之。此等词极难作。”可见此词来之不易,孙麟趾云:“用意须出人意外,出句如在人口头,便是佳作。”说得很有道理。(民族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2]

    《破阵子》

    宋·晏殊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

    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cháng)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

    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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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通过清明时节的一个生活片断,反映出少女身上显示的青春活力,充满着一种欢乐的气氛。全词纯用白描,笔调活泼,风格朴实,形象生动,展示了少女的纯洁心灵。

    二十四节气,春分连接清明,正是一年春光最堪留恋的时节。春已中分,新燕将至,此时恰值社日也将到来,古人称燕子为社燕,以为它常是春社来,秋社去。词人所说的新社,指的即是春社了。那时每年有春秋两个社日,而尤重春社,邻里聚会,酒食分餐,赛会欢腾,极一时一地之盛。闺中少女,也“放”了“假”,正所谓“问知社日停针线”,连女红也是可以放下的,呼姊唤妹,门外游玩。词篇开头一句,其精神全在于此。

    按民族“花历”,又有二十四番花信风,自小寒至谷雨,每五日为一花信,每节应三信有三芳开放;按春分节的三信,正是海棠花、梨花、木兰花。梨花落后,清明在望。词人写时序风物,一丝不苟。当此季节,气息芳润,池畔苔生鲜翠,林丛鹂啭清音。春光已是苒苒而近晚了,神情更在言外。清明的花信三番又应在何处?那就是桐花、麦花与柳花。所以词人接着写的就是“日长飞絮轻”.古有诗云:“落尽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可以合看。文学评论家于此必曰:写景;状物!而不知时序推迁,触人思绪也。

    当此良辰佳节之际,则有二少女,出现于词人笔下:在采桑的路上,她们正好遇着;一见面,西邻女就问东邻女:“你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夜里做了什么好梦了吧!快说来听听!”东邻笑道:“莫胡说!人家刚才和她们斗草来着,得了彩头呢!”

    “笑从双脸生”五字,再难另找一句更好的写少女笑吟吟的句子来替换。何谓双脸?盖脸本从眼际得义,而非后人混指“嘴巴”也。故此词,美在情景,其用笔明丽清婉,秀润无伦,而别无奇特可寻之迹;迨至末句,收足全篇,神理尽出,天时人事,物态心情,全归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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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草又称斗百草,是汉族民间流行的一种游戏,属于端午民俗。其最初的源起已无处可寻,最早见于文献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朝后斗百草愈渐成为妇女和孩童的玩意儿。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荆楚人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流行于中原和江南地区。起源无考。远古时代汉族先民艰苦求存,生活单调,暇余以斗虫、斗草、斗兽等为戏自娱,及至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形成中医药学后,每年端午节群出郊外采药,插艾门上,以解溽暑毒疫,衍成定俗;收获之余,往往举行比赛,用草作比赛对象,或对花草名,如用“狗尾草”对“鸡冠花”;或斗草的品种多寡,多则胜,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趣;儿童则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再换一叶相斗。白居易《观儿戏》诗云:“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汉以前不见斗草之戏。(《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尚秉和》)《物原》云:“始于汉武”.据梁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年华记丽》:“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缠五丝。”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刘宾客嘉话》云:“唐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宋代扩展至平日随时可斗。历代文人作品中对此多有描述。

    其玩法大抵如下:比赛双方先各自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楼兰案:多为车前草,车前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路边、沟壑旁、田埂等处。无茎,具多数细长之须根;叶自根际丛出,薄纸质,具五条主叶脉,全缘或波状,或有疏钝齿,长达15—30厘米;具绿白色疏生花,花冠四裂,雄蕊四枚;果实成熟后会如盖子般掀开,释出四至六颗棕黑色种子,其长长的花轴,用来斗草的好材料。)然后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并各自用劲拉扯,以不断者为胜。这种以人的拉力和草的受拉力的强弱来决定输赢的斗草,被称为“武斗”.王建《宫词》,吟咏斗草游戏的情状:“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芽”斗草除有“武斗”外,还有“文斗”.所谓“文斗”,就是对花草名,女孩们采来百草,以对仗的形式互报草名,谁采的草种多,对仗的水平高,坚持到最后,谁便赢。因此玩这种游戏没点植物知识和文学修养是不行的。

    望江南(超然台作)

    苏轼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注释】

    词牌释义

    望江南 又名《忆江南》、《梦江南》、《江南好》。《金奁集》入南吕宫。段安节《乐府杂录》:《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二十七字,三平韵。中间七言两句,以对偶为宜。第二句亦有添一衬字者。宋人多用双调。

    〔题考〕 本调原名﹝望江南﹞。【乐府杂录】:「﹝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故亦名﹝谢秋娘﹞。白乐天作﹝忆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忆】,自注云:「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见【碧鸡漫志】)于是又名﹝江南好﹞,﹝江南忆﹞;而﹝忆江南﹞本名,亦以此而起。此外刘禹锡词,首句作「春去也」;皇甫松词,有「闲梦江南梅熟日」之句:因又名为﹝春去也﹞、﹝梦江南﹞、﹝望江南﹞。而【全唐诗】于李后主﹝忆江南﹞注又名﹝归塞北﹞;万氏【词律】,又有﹝梦江口﹞之名。至梁武帝与沈约之﹝江南弄﹞各曲,或以为亦﹝忆江南﹞之别名;此调异名,可谓伙矣。

    〔作法〕 本调二十七字。首句为三字句。第二句为仄起平韵之五字句,句法上二下三。第三句为仄起仄收之七字句,第一、第三字平仄可不拘。第四句为平起平韵之七字句。第五句句法与第二句同,故第一字可平可仄。此调三、四两句,其句法全与平起七言诗中之颔联无异;是以作者多用对偶,以求工整,历来词家,正多其例也。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着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嘉佑二午(1057)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佑元年(1086)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着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

    赏析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秋,苏轼由杭州移守密州(今山东诸城)。次年八月,他命人修葺城北旧台,并由其弟苏辙题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熙宁九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了此作。这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通过春日景象和作者感情、神态的复杂变化,表达了词人豁达超脱的襟怀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人生态度。词的上片写登台时所见暮春时节的郊外景色。

    首以春柳在春风中的姿态——“风细柳斜斜”,点明当时的季节特征:春已暮而未老。“试上”二句,直说登临远眺,而“半壕春水一城花”,在句中设对,以春水、春花,将眼前图景铺排开来。然后,以“烟雨暗千家”作结,居高临下,说烟雨笼罩着千家万户。于是,满城风光,尽收眼底。作者写景,注意色彩上的强烈对比作用,把春日里不同时空的色彩变幻,用明暗相衬的手法传神地传达出来。

    下片写情,乃触景生情,与上片所写之景,关系紧密。“寒食后,酒醒却咨嗟”,进一步将登临的时间点明。寒食,在清明前二日,相传为纪念介子推,从这一天起,禁火三天;寒食过后,重新点火,称为“新火”.此处点明“寒食后”,一是说,寒食过后,可以另起“新火”,二是说,寒食过后,正是清明节,应当返乡扫墓。但是,此时却欲归而归不得。以上两句,词情荡漾,曲折有致,寄寓了作者对故国、故人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写作者为摆脱思乡之苦,借煮茶来作为对故国思念之情的自我排遣,既隐含着词人难以解脱的苦闷,又表达出词人解脱苦闷的自我心理调适。

    “诗酒趁年华”,进一步申明:必须超然物外,忘却尘世间一切,而抓紧时机,借诗酒以自娱。“年华”,指好时光,与开头所说“春未老”相应合。全词所写,紧紧围绕着“超然”二字,至此,进入了“超然”的最高境界。这一境界,便是苏轼在密州时期心境与词境的具体体现。

    这首词情由景发,情景交融。词中浑然一体的斜柳、楼台、春水、城花、烟雨等暮春景象,以及烧新火、试新茶的细节,细腻、生动的表现了作者细微而复杂的内心活动,表达了游子炽烈的思乡之情。将写异乡之景与抒思乡之情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足见作者艺术功力之深。

清明节缘起及传说

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二十四个节气中,只有“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清明节就是现在的民族扫墓节。按主日说,约在四月五日前后,按农历,则是在三月上半月。古人把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以这种岁时历法来播种、收成,清明便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时在春分后十五天,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所以,“清明”本为节气名,到了唐朝,将拜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正确的日子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此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形成清明节。!寒食便成为清明的别称,其习俗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清明节习俗

扫墓

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时对墓葬就十分重视。东周战国时代《孟子·齐人篇》也曾提及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同乞食祭墓的祭品,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气十分盛行。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柳宗元《与许京兆书》)扫墓遂成为社会重要风俗。

踏青

踏青,又叫探春、寻春,就是指春天到郊野去游览。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踏青的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李淖在《秦中岁时记》中曾有记载:“上巳(农历三月初三),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踏青履。”

清明时节,正处于仍有些寒冷的春天,又要禁火吃冷食,怕有些老弱妇孺耐不住寒冷,也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于是就定了踏青、郊游、荡秋千,踢足球、打马球、插柳,拔河,斗鸡等户外活动,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增加抵抗力。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千百年来,踏青渐成了一种仪式,“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白居易的《春游》诗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5亿多年前,原始海洋透明度的突然提高,促进了生命的蓬勃进化,即所谓的“寒武纪大爆发”。今天,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处于社会中的个人和组织又将面临怎样的进化压力?

    5亿多年前,地球上的生命开始了壮丽的爆炸式进化,我们称之为“寒武纪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在地质学意义上,几百万年只是一瞬,在这个短短的“瞬间”,生命突飞猛进地进化出了新的体型、新的器官、新的掠食和自卫策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迅速的变化?进化生物学家一直争论不休。不过,英国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安德鲁·帕克(Andrew Parker)提出了一个“迷人”的假说:大约在5.43亿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浅海和大气中的化学物质发生了变化,使得浅海和大气的透明度大大增加。当时,所有动物都生活在海洋里,随着大量的光线进入海洋,视力成了大海里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动物的眼睛开始迅速进化,随之飞速进化的还有动物的行为及相应的器官。

    此前,动物只能感知身体附近很小的区域——通过接触,或通过化学物质浓度的变化、压力的波动来探查周围的情况;而现在,它们能够辨认和追踪一定距离以外的东西了。掠食者能更好地追踪猎物,同时猎物也能看到掠食者的到来并迅速逃避。如果没有眼睛,你的动作必然缓慢而笨拙;而如果没有相应的行动能力,眼睛也会变得毫无用处。所以,在掠食者与猎物的竞争中,感知能力和行动能力同步进化,造就了今天生物“进化树”上的大部分分支。

    帕克关于寒武纪大爆发的假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我们完全可以以相同的方式,来理解今天数字技术的广泛传播,虽然二者之间看似毫无联系。

    过去,通信技术的进步曾多次改变世界——文字的出现,标志着史前时代的终结;印刷技术的发明,改变了所有社会主流机构的运作方式——但今天的数字技术带来的影响,远超过去任何一次通信变革。在这场数字浪潮中,某些个人和组织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而另一些机构的力量则遭到削弱,其间蕴藏的风险与机遇,在几十年前几乎无法想象。

    通过社交媒体,互联网可以将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联系在一起,旧有的人际交往边界已轰然倒塌,我们看到了一片荒芜的处女地。YouTube、Facebook、Twitter、Tumblr、Instagram、WhatsApp、SnapChat、微信、微博等产品创造了电视和电话以外的新媒体,而且它们出现的速度简直是“颠覆性”的。电话和电视网络的开发与普及,花费了工程师数十年时间,所以各个社会组织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它们。而在今天,社交媒体产品可能在数周内就开发完毕,并在数月内获得上亿用户,这样紧凑的节奏,让社会组织很难跟上新媒体更新换代的步伐。

    媒体洪流引发的社会剧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透明化。现在,我们比以前看得更快、更远,而且成本更低廉、方式更简单,同样地,我们也以同样快捷、廉价的方式被他人看见。每一个人都能看到我们所见的事与物,而且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这座反复递归的镜厅里,所有信息在全人类之间激荡回响,无论它的影响是利是弊。

    古老的“捕猎与躲避”游戏,曾经塑造了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生命,一夕之间,游戏的场地、设施和规则都面目全非。无法适应新形势的游戏者很快就会遭到淘汰。

    社交媒体对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影响极其深远。政府、军队、教会、大学、银行和公司早已习惯了曾经那个相对蒙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大部分信息传播的范围十分狭窄,秘密很难被人发现,而公众的视野十分狭窄——有的甚至是完全盲目。突然之间,这些机构发现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很快明白过来:老法子行不通了,要么适应,要么灰飞烟灭。

    活细胞需要细胞膜,来保护自己的内部结构不受外界变化影响,同样地,人类的社会组织也需要在内部事务与公众世界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因为它们的“老防火墙”已经不管用了。

    透明带来进化压力

    帕克在他2003年出版的着作《瞬息之间》(In The Blink Of An Eye)中提出,动物群之所以会进化出硬质的外壳,最直接的原因是寒武纪大爆发带来的巨大进化压力。海洋的透明度突然提高了,类似相机的视网膜随之出现,因此,动物迅速进化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尖牙、利爪、硬壳和用于防御的身体器官。随着动物进化出新的掠食、逃避与伪装行为,神经系统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数字时代的社会也变得更加透明,以此类推,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为了适应这样的压力,社会组织的“器官”也会进化。除了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部门以外,公关、市场、法务等部门也需要适应时代而变。

    我们能够看见透明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现在,通过社交媒体,小道消息和各种意见能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传遍全球。公关部门和市场部门面临着“入乡随俗”的新需求——它们需要以大众习惯的方式作出响应,也就是说,以更加通俗、诚实、双向的方式。某些机构的法务部门行动缓慢,因而它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制定公关策略,这样的机构很快就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它们必须改变从前的老习惯,否则必将失败。

    信息的透明化,催生了公共报道的新形式(以广泛的观察经验为基础)。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以数据分析着称的记者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做出了惊人的“表演”.

    当时,有的新闻媒体巧言炮制了“为什么我们的候选人必将获胜”这样的报道,它们的论据来自经过挑选、粉饰的民意调查数据;而西尔弗的选举预测,则是基于所有的民意调查数据。他的预测结果准确得超乎想象,而且他还公开了自己的预测方法,以此来回应那些说他是“撞大运”的质疑。随着民意调查的透明度日益提高,新闻机构和政治分析家粉饰数据、编造故事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生活消费品制造商也面临类似的挑战。顾客对产品和服务的反馈,正在改变消费者和公司之间的博弈。顾客意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品牌的市场宣传日渐力不从心。一些嗅觉灵敏的公司已经开始学习如何迅速、公开地响应顾客的抱怨和负面反馈。如果某种产品的反馈真的非常糟糕,唯一的选择是做出改变或者干脆放弃。花大价钱吹嘘,次品也能大卖的时代已经过去。

    更透明的世界需要更迅速、更公开、更灵敏的响应和交流,那些内部人员价值观、信仰和目标都高度一致的小型组织,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优秀。如果在危机关头,相关人员能够利用临时的内部渠道迅速协调,那么效果更加显着。为了与那些等级森严、官僚气息严重的大型机构区分开来,我们将这类小型组织称作“灵活机构”.

    随着透明化带来的压力日渐增加,我们将亲眼目睹大型机构发展出新的组织形式,去中心化程度远超今日;又或者我们会看到,适者生存,在竞争中胜出的将是更小型的组织,“大则难成”的时代将就此到来。

    个体必然尽量保住自己的秘密,这是博弈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某个个体向其他个体泄露了自己的“状态”,那么它就失去了一部分宝贵的自主权,增加了被控制的风险。 (环球科学供图/图)

    也是一把双刃剑

    说到透明化,人们常常引用路易斯·D·布兰德斯(Louis D. Brandeis)的名言,这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曾经写道,“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Sunlight is said to be the best of disinfectants)。当然,他说得非常正确,无论是本意还是隐喻。但阳光也可能带来危险。假如我们对净化的狂热误伤了太多有益的微生物,那该怎么办?过多地曝光社会组织的内部事务,会不会带来风险,摧毁它们的公正性、影响它们的有效运作?

    布兰德斯厌恶秘密。显然,他认为机构的透明度越高越好。一个多世纪以后,我们看到,他参与掀起的社会浪潮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不过,尽管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人们极力推崇透明化,但在权力的“殿堂”里依然隐藏着诸多秘密——而且理由充分。

    从生物学的角度,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透明化是一把双刃剑。动物甚至植物都可以被视作按照某种既定程序运作的个体。感觉器官为这些个体提供信息,然后,它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信息做出响应。

    人类的社会组织也与此类似,它是一个由大量活生生的“工作单元”——人——组成的个体。不过,与组成动植物的基本细胞不同,人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感知能力。动植物无须担心自己体内的细胞甩手不干或是抗命叛变,多细胞生命的基本单元都很温驯听话,除非它得了癌症。与之相反,每一个人都拥有强大的力量,而且对外面的广阔天地充满好奇。

    情况并不一直都是这样。从前,神秘的独裁者能够盘踞在高墙之后,靠等级森严的政府里螺丝钉式的基层官僚来统治民众,这些官僚对自己所处的组织知之甚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则更少。教会尤其擅长打压教众的好奇心,不让他们获取信息甚至加以误导,以此保持神秘,将自身内部的运作流程、发展历史、财务状况和追求目标隐藏在“迷雾”之中。军队更是早就习惯了保密带来的好处——不光是对敌人,同样也对自己人。如果士兵知道了某次行动的预计伤亡率,可能就不会那么勇往直前。此外,如果士兵所知甚少,那么就算他被敌人抓获,也不会泄露太多有价值的信息。

    个体必然尽量保住自己的秘密,这是博弈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某个个体向其他个体泄露了自己的“状态”,那么它就失去了一部分宝贵的自主权,增加了被控制的风险。在公开市场里,为了公平地竞争,制造商需要保密的内容包括产品配方、扩张计划和其他独家信息。在各类学校里,考试之前,考题需要保密。奥巴马曾经承诺,美国政府将进入透明的新时代,不过,尽管政府的透明度的确已经显着提高,但某些行政特权和保密措施仍大行其道,一如既往。这是理所应当的。比如说,经济数据在正式公开之前必须保密,以防被知情者利用。要行使自身的职能,政府需要摆出一副扑克脸,但现在的透明化让它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内部工作情况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在这个透明的时代,一个告密者就能严重影响一个庞大的组织。虽然斯诺登选择了传统媒体来披露消息,但社交媒体的反响和扩散确保了“斯诺登事件”的持续发酵,这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联邦政府带来了持续而广泛的压力,迫使它们作出回应。

    为了适应这一情况,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外壳”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一直隐藏在绝对黑暗中的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竟然公开反驳了斯诺登的指控,这个举动看似微不足道,却是前所未有。

    在这个更透明的世界里,美国国家安全局还能保住什么样的秘密?美国国家安全局已开始着手自我梳理,机构内部正发生剧变。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生存环境的剧变,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顾问的乔尔·布伦纳(Joel Brenner)近期表示,“现在能保住的秘密已经不多了,无论什么秘密,都没法保住太长时间。今天,安全工作真正的目标是减缓秘密半衰期缩短的速度。秘密就像同位素。”

    作为乐观主义者,我们很愿意相信,这段混乱的时期将促使各情报机构与民权组织达成更好的道德共识,也让情报机构学会如何更有效地纠正自身的不当行为。但是,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情报机构也许会因此遭到不可逆转的损伤,从而削弱它们发现威胁的能力。

    加密与解密的博弈

    在寒武纪的进化竞赛中,动物群发展出了大量的逃跑策略及其对策,从那以后,这类“谋略”在不断增多——动物学会了伪装自己、在危险靠近时发出警告或是用鲜艳的色彩假装自己有毒。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透明,也会为我们的世界带来类似的变化,信息战的工具和技术都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抹黑信息来源、先发制人、巧设陷阱,诸如此类。

    大自然曾为人类的战术带来无数灵感。头足纲动物遇到掠食者时会喷出一团团的墨汁,受此启发,人类发明了空战中的干扰云——用大量金属碎片反射雷达探测波,隐藏飞机的踪迹;或是用假弹头来误导防御火箭。我们能够预见,干扰云的引入只会带来以兆字节计的虚假信息,而这些干扰云很快又会被更精妙的搜索引擎击穿,迫使防守方发展出迷惑性更强的干扰云,如此循环。机构和个人都在拼尽全力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名誉,加密和解密技术也将随之不断发展。

    谁将在竞争中胜出

    将数字化浪潮类比成寒武纪大爆发,最终极的含义在于:我们很快就会亲眼目睹,机构发展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这一幕尚未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近期,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型公司——B公司(B Corp),这类机构试图达成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共赢。Google和Facebook打破传统,赋予了创始人更大的投票权,尽管这两个公司早已公开上市,但它们的控制权仍掌握在私人手中,因此,创始人得以自由实施自己的长期计划,而不致于畏惧华尔街的“指挥棒”.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期间,社交媒体催生的有组织抗议行动,其规模和组织速度都无可匹敌,这或许也是一种新的(昙花一现的)人类组织形式。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我们也许正站在一场剧变的开端,人类的社会机构从此将成长为枝繁叶茂的“新生命之树”.

    某个特定组织受透明化影响的速度,取决于它在竞争中所处的生态位。商业公司最容易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因为它们的顾客可以轻松地转投竞争对手的阵营。如果没有精心的照料,花费数十年时间建立的消费品牌,可能在数月内轰然坍塌。教会和体育联赛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虔诚信徒和体育迷的文化习惯和网络效应根深蒂固。但是,一旦在互联网出现前就已长期存在且一直未能处理的丑闻(例如虐待儿童或是头部受伤)浮出水面,就算是最高傲的教会和体育联赛都必须作出妥善的响应,否则必将损失惨重。

    在这个透明的社会里,最不容易感受到直接压力的是政府的基层部门。社交媒体催生的抗议行动可能颠覆统治者与执政党,但政治领导层的变化对基层机构的影响相对较小。政府机关几乎没有竞争压力,所以它们进化的速度最慢。尽管如此,我们仍能预见到,这类机构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个人和“外人”的监督能力只会越来越强。迫于公众压力,政府公布的内部原始数据将越来越多,再加上大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技术的进步,数据分析专业人士和自媒体的出现,我们正在创造出强有力的社会“反馈回路”,加速政府机构的透明化。

    尽管新的人类秩序正在逐渐浮现,但它也有自我局限性。就像蚁群能够完成单个蚂蚁无法完成的任务,人类组织机构的能力也同样超越了个人的能力,创造出非凡的记忆、信仰、策略和行动,而以凡人的标准,可能无法接受其中的某些东西。不过,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进化之路:遏制那些能量超凡的“庞然大物”,将它们的行为控制在人类个体的标准允许范围之内。人类社会的信息越来越畅通,造就了这种自我局限性的动态平衡,它对我们的意义,正如人类语言本身一样独特。

    中文版《环球科学》授权发表,阳曦翻译,标题系编者所加。

钱穆

    (一)

    今天我讲一点关于诗的问题。最近偶然看《红楼梦》,有一段话,现在拿来做我讲这问题的开始。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

    重帘不卷留香久

    古砚微凹聚墨多

    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下面她告诉那丫鬟学诗的方法。她说:“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得了了解以后,就会懂得作诗了。”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

    放翁这两句诗,对得很工整。其实则只是字面上的堆砌,而背后没有人。若说它完全没有人,也不尽然,到底该有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在书房里烧了一垆香,帘子不挂起来,香就不出去了。他在那里写字,或作诗。有很好的砚台,磨了墨,还没用。则是此诗背后原是有一人,但这人却教什么人来当都可,因此人并不见有特殊的意境,与特殊的情趣。无意境,无情趣,也只是一俗人。尽有人买一件古玩,烧一炉香,自己以为很高雅,其实还是俗。因为在这环境中,换进别一个人来,不见有什么不同,这就算做俗。高雅的人则不然,应有他一番特殊的情趣和意境。

    此刻先拿黛玉所举三人王维、杜甫、李白来说,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红楼梦》作者,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故特举此三人。摩诘诗极富禅味。禅宗常讲“无我、无住、无着”.后来人论诗,主张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呢?

    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

    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

    此一联拿来和上引放翁一联相比,两联中都有一个境,境中都有一个人。“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那境中人如何,上面已说过。现在且讲摩诘这一联。在深山里有一所屋,有人在此屋中坐,晚上下了雨,听到窗外树上果给雨一打,朴朴地掉下。草里很多的虫,都在雨下叫。那人呢?就在屋里雨中灯下,听到外面山果落,草虫鸣,当然还夹着雨声。这样一个境,有情有景,把来和陆联相比,便知一方是活的动的,另一方却是死而滞的了。

    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什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于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亦即所谓欣赏。我们读上举放翁那一联,似乎诗后面更没有东西,没有像摩诘那一联中的情趣与意境。摩诘诗之妙,妙在他对宇宙人生抱有一番看法,他虽没有写出来,但此情此景,却尽已在纸上。这是作诗的很高境界,也可说摩诘是由学禅而参悟到此境。

    今再从禅理上讲,如何叫做无我呢?试从这两句诗讲,这两句诗里恰恰没有我,因他没有讲及他自己。又如何叫做无住无着呢?无住无着大体即如诗人之所谓即景。此在佛家,亦说是现量。又叫做如。如是像这样子之义。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只把这样子这境提示出来,而在这样子这境之背后,自有无限深意,要读者去体悟。这种诗,亦即所谓诗中有画。至于画中有诗,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画到最高境界,也同诗一样,背后要有一个人。画家作画,不专在所画的像不像,还要在所画之背后能有此画家。西方的写实画,无论画人画物,与画得逼真,而且连照射在此人与物上的光与影也画出来。但纵是画得像,却不见在画后面更有意义之存在。即如我们此刻,每人面前看见这杯子,这茶壶,这桌子,这亦所谓现量。此刻我们固是每人都有见,却并没有个悟,这就是无情无景。而且我们看了世上一切,还不但没有悟,甚至要有迷,这就变成了俗情与俗景。我们由此再读摩话这两句诗,自然会觉得它生动,因他没有执着在那上。就诗中所见,虽只是一个现量,即当时的那一个景。但不由得我们不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这是当着你面前这景的背后要有一番情,这始是文学表达到一最好的地步。而这一个情,在诗中最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唐诗中最为人传诵的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里面也有一人,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三字涵义,且教你自加体会。

    又如另一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一诗,最重要的是对愁眠三字中一愁字。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天色已经亮了,而他尚未睡着,于是他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那里的打钟声,从夜半直听到天亮。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正为他有愁。试问他愁的究竟是些什么?他诗中可不曾讲出来。这样子作诗,就是后来司空图《诗品》中所说的羚羊挂角。这是形容作诗如羚羊般把角挂在树上,而羚羊的身体则是凌空的,那诗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无住、无着。断魂中,愁中,都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如凌空不着地,有情却似还无情。可是上引摩诘诗就更高了,因他连断魂字愁字都没有,所以他的诗,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二)

    以上我略略讲了王维的诗,继续要讲杜工部。杜诗与王诗又不同。工部诗最伟大处,在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上一次我们讲散文,讲到文学应是人生的。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主张文学要人生化。在我认为,中国文学比西方更人生化。一方面,中国文学里包括人生的方面比西方多。我上次谈到中国散文,姚氏《古文辞类纂》把它分成十三类,每类文体,各针对着人生方面。又再加上诗、词、曲、传记、小说等,一切不同的文学,遂使中国文学里所能包括进去的人生内容,比西洋文学尽多了。在第二方面,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这在西方便少。西方人作小说剧本,只是描写着外面。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其作品中,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

    刚才讲过,照佛家讲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才是最高境界。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进了。儒家主放进,释家主不放进,儒释异同,须到宋人讲理学,才精妙地讲出。此刻且不谈。现在要讲的,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他把从开元到天宝,直到后来唐代中兴,他的生活的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诗史。其实杜工部诗还是不著一字的。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在他诗里,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他的诗,就高在这上。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正为他不讲忠孝,不讲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若使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倘使杜工部急乎要表现他自己,只顾讲儒道,讲忠孝,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那么这人还是个俗人,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极品的好诗了。所以杜诗的高境界,还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

    我们读杜诗,最好是分年读。拿他的诗分着一年一年地,来考察他作诗的背景。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什么年代,什么背景下写这诗,我们才能真知道杜诗的妙处。后来讲杜诗的,一定要讲每一首诗的真实用意在哪里,有时不免有些过分。而且有些是曲解。我们固要深究其作诗背景,但若尽用力在考据上,而陷于曲解,则反而弄得索然无味了。但我们若说只要就诗求诗,不必再管它在哪年哪一地方为什么写这首诗,这样也不行。你还是要知道他究是在哪一年哪一地为着什么背景而写这诗的。至于这诗之内容,及其真实涵义,你反可不必太深求,如此才能得到它诗的真趣味。倘使你对这首诗的时代背景都不知道,那么你对这诗一定知道得很浅。他在天宝以前的诗,显然和天宝以后的不同。他在梓州到甘肃一路的诗,显和他在成都草堂的诗有不同。和他出三峡到湖南去一路上的诗又不同。我们该拿他全部的诗,配合上他全部的人生背景,才能了解他的诗究竟好在哪里。

    中国诗人只要是儒家,如杜甫、韩愈、苏轼、王安石,都可以按年代排列来读他们的诗。王荆公诗写得非常好,可是若读王诗全部,便觉得不如杜工部与苏东坡。这因荆公一生,有一段长时间,为他的政治生涯占去了。直要到他晚年,在南京钟山住下,那一段时期的诗,境界高了,和以前显见有不同。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我第一次读苏诗,从他年轻时离开四川一路出来到汴京,如是往下,初读甚感有兴趣,但后来再三读,有些时的作品,却多少觉得有一点讨厌。譬如他在西湖这一段,流连景物,一天到晚饮酒啊,逛山啊,如是般连接着,一气读下,便易令人觉得有点腻。在此上,苏诗便不如杜诗境界之高卓。此因杜工部没有像东坡在杭州徐州般那样安闲地生活过。在中年期的苏诗,分开一首一首地读,都很好,可是连年一路这样下去,便令人读来易生厌。试问一个人老这样生活,这有什么意义呀?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我们读诗,正贵从各家长处去领略。

    我们再看白乐天的诗。乐天诗挑来看,亦有长处。但要对着年谱拿他一生的诗一口气读下,那比东坡诗更易见缺点。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境界。杜工部生活殊不然。年轻时跑到长安,饱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像他在《丽人行》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离,至死为止,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即如屈原,前面并非没有路,但屈原不肯走,宁愿走绝路。故屈原《离骚》,可谓是穷而后工的最高榜样。他弟子宋玉并不然,因此宋玉也不会穷。所以宋玉只能学屈原做文章,没学到屈原的做人。而宋玉的文章,也终不能和屈原相比。

    现在再讲回到陆放翁。放翁亦是诗中一大家,他一生没有忘了恢复中原的大愿。到他临死,还作下了一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诗。即此一端,可想放翁诗境界也尽高。放翁一生,从他年轻时从家里到四川去,后来由四川回到他本乡来,也尽见在诗中了。他的晚年诗,就等于他的日记。有时一天一首,有时一天两三首,乃至更多首,尽是春夏秋冬,长年流转,这般的在乡村里过。他那时很有些像陶渊明。你单拿他诗一首两首地读,也不见有大兴味。可是你拿他诗跟他年龄一起读,尤其是七十八十逐年而下,觉得他的怀抱健康,和他心中的恬淡平白,真是叫人钦羡。而他同时又能不忘国家民族大义,放翁诗之伟大,就在这地方。可惜他作诗太多。他似乎有意作诗,而又没有像杜工部般的生活波澜,这是他吃亏处。若把他诗删掉一些,这一部陆放翁诗集,可就会更好了。

    在清诗中我最喜欢郑子尹。他是贵州遵义人,并没做高官,一生多住在家乡。他的伟大处,在他的情味上。他是一孝子,他在母亲坟上筑了一园,一天到晚,诗中念念不忘他母亲。他诗学韩昌黎。韩诗佶屈聱牙,可是在子尹诗中,能流露出他极真挚的性情来。尤其是到了四十五十,年龄尽大上去,还是永远不忘他母亲。诗中有人,其人又是性情中人,像那样的诗也就极难得了。

    李太白诗固然好,因他喜欢道家,爱讲庄老出世。出世的诗,更不需照着年谱读。他也并不要把自己生命放进诗里去。连他自己生命还想要超出这世间。这等于我们读庄子,尽不必去考他时代背景。他的境界之高,正高在他这个超人生的人生上。李太白诗,也有些不考索它背景是无法明得他诗中用意的。但李诗真长处,实并不在这点上。我们读李太白、王摩诘诗,尽可不管他年代。而读杜工部韩昌黎以至苏东坡陆放翁等人的诗,他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他们的整个人生放进诗去了。因此能依据年谱去读他们诗便更好。郑子尹的生活,当然不够得丰富,可是他也做成了一个极高的诗人。他也把他自己全部放进诗中去了。他的诗,一首首地读,也平常。但春天来了,梅花开了,这山里的溪水又活了,他又在那时想念起他母亲了。读他全集,一年一年地读,从他母亲死,他造了一个坟,坟上筑了一个园,今年种梅,明年种竹,这么一年一年地写下,年年常在纪念他母亲。再从他母亲身上讲到整一家,然后牵连再讲到其他,这就见其人之至孝,而诗中之深情厚味也随而见。他诗之高,高过了归有光的散文。归文也能写家庭情味,可是不如郑子尹诗写得更深厚。

    (三)

    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入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和理学不同。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理学家教人,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清儒章实斋《文史通义》里说,古人有子部,后来转变为集部,这一说甚有见地。新文化运动以下,大家爱读先秦诸子,却忽略了此下的集部,这是一大偏差。

    我们上边谈到林黛玉所讲的,还有一陶渊明。陶诗境界高。他生活简单,是个田园诗人。唐以后也有过不少的田园诗人,可是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的。陶诗像是极平淡,其实他的性情也可说是很刚烈的。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把这两者配合起来,才见他人格的高处。西方人分心为智、情、意三项,西方哲学重在智,中国文学重在情与意。情当境而发,意则内涵成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须明得此真意,始能读陶诗。

    陶、杜、李、王四人,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这是很好的意见。但我主张读全集。又要深入分年读。一定要照清朝几个大家下过工夫所注释的来读。陶、李、杜、韩、苏诸家,都由清人下过大工夫,每一首诗都注其出处年代。读诗正该一家一家读,又该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湘乡曾文正在中国诗人中只选了十八家。而在这十八家里边,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选。即如陆放翁诗,他删选得很好。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钞下,不加挑选,能这样去读诗,趣味才大,意境才高。这是学诗一大诀窍。一首诗作很好,也不便是一诗人。一诗中某句作得好,某字下得好,这些都不够。当然我们讲诗也要句斟字酌,该是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这一字费斟酌。又如王荆公诗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绿字是诗眼。一首诗中,一个字活了,就全诗都活。用吹字到字渡字都不好,须用绿字才透露出诗中生命气息来,全诗便活了,故此一绿字乃成得为诗眼。正如六朝人文,“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绿字长字,皆见中国文人用字精妙处。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但我们更应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才得有这一句。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主要分别是要讲出你的作意,你的内心情感,如何讲来才讲得对,讲得好。倘使连这个作意和心情都没有,又有什么工不工可辨?什么对不对可论。譬如驾汽车出门,必然心里先定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才知道我开向的这条道路走对或走错了。倘使没有目的,只乱开,那么到处都好,都不好,那真可谓无所用心了。所以作诗,先要有作意。作意决定,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作意则从心上来,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你的整个人格,你的内心修养,你的意志境界。有了人,然后才能有所谓诗。因此我们讲诗,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

    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好比作画尽临人家的,临不出好画来。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例如倪云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是在他离家以后。他是个大富人,古董古玩,家里弄得很讲究。后来看天下要乱了,那是元末的时候,他决心离开家,去在太湖边住。这样过了二十多年。他这么一个大富人,顿然家都不要,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几棵树,一带远山,一弯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如我们在纽约,一样可以读陶渊明的诗。我们住五层、六层的高楼,不到下边马路去,晚上拿一本陶诗,吟着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下边马路上车水马龙,我可不用管。我们今天置身海外,没有像杜工部在天宝时兵荒马乱中的生活,我们读杜诗,也可获得无上经验。我们不曾见的人,可以在诗中见。没有处过的境,可以在诗中想像到。西方人的小说,也可能给我们一个没有到过的境,没有碰见过的人。而中国文学之伟大,则是那境那人却全是个真的。如读《水浒》,固然觉得有趣,也像读《史记》般,但《史记》是真的,《水浒》是假的。读西方人小说,固然有趣,里边描写一个人,描写得生动灵活。而读杜工部诗,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人,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这里却另生一问题,很值我们的注意。

    中国大诗家写诗多半从年轻时就写起,一路写到老。像杜工部、韩昌黎、苏东坡都这样。我曾说过,必得有此人,乃能有此诗。循此说下,必得是一完人,乃能有一完集。而从来的大诗人,却似乎一开始,便有此境界格局了。此即证中国古人天赋人性之说。故文学艺术皆出天才。苏黄以诗齐名,而山谷之文无称焉。曾巩以文名,诗亦无传。中国文学一本之性情。曹氏父子之在建安,多创造。李杜在开元,则多承袭。但虽有承袭,亦出创造。然其创造,实亦承袭于天性。近人提倡新文学,岂亦天如人愿,人人得有其一分之天赋乎。西方文学主要在通俗,得群众之好。中国文学贵自抒己情,以待知者知,此亦其一异。

    故中国人学文学,实即是学做人一条径直的大道。诸位会觉得,要立意做一人,便得要修养。即如要做到杜工部这样每饭不忘君亲,念念在忠君爱国上,实在不容易。其实下棋,便该自己下。唱戏,便该自己唱。学讲话,便该自己开口讲。要做一个人,就得自己实地去做。其实这道理还是很简单,主要在我们能真实跑到那地方去。要真立志,真实践履,亲身去到那地方。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

    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能读人家诗就很够。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四)

    再退一层言之,学文学也并不定是在做学问。只应说我们是在求消遣,把人生中间有些业余时间和精神来放在那一面。我劝大家多把余闲在文学方面去用心,尤其是中国诗。我们能读诗,是很有价值的。我还要回到前边提及林黛玉所说如何学作诗的话。要是我们喜欢读诗,拿起《杜工部集》,挑自己喜欢的写下一百首,常常读,虽不能如黛玉对那个丫鬟所说,那样一年工夫就会作诗了。在我想,下了这工夫,并不一定要作诗,作好诗,可是若作出诗来,总可像个样。至少是讲的我心里要讲的话。倘使我们有一年工夫,把杜工部诗手抄一百首,李太白诗一百首,陶渊明诗一共也不多,王维诗也不多,抄出个几十首,常常读。过了几年拿这几个人的诗再重抄一遍。加进新的,替换旧的,我想就读这四家诗也很够了。不然的话,拿曾文正的《十八家诗钞》来读,也尽够了。比如读《全唐诗》,等于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我们跑到菜场去,也只挑喜欢的买几样。你若尽去看,看一整天,每样看过,这是一无趣味的。学问如大海,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所要喝的,只是一杯水,但最好能在上流清的地方去挑。若在下流浊的地方喝一杯浊水,会坏肚子的。

    学作诗,要学他最高的意境。如上举“重帘不卷……”那样的诗,我们就不必学。我们现在处境,当然要有一职业。职业不自由,在职业之外,我们定要能把心放到另一处,那么可以减少很多不愉快。不愉快的心情减掉,事情就简单了。对事不发生兴趣,越痛苦,那么越搞越坏。倘使能把我们的心放到别处去,反而连这件事也做好了。这因为你的精神是愉快了。

    我想到中国的将来,总觉得我们每个人先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这个精神力量在哪里?灌进新血,最好莫过于文学。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毛病哪里会找不到?像我们刚才所说,《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指摘一首诗一首词,说它无病呻吟。但不是古诗词全是无病呻吟的。说不用典故,举出几个用典用得极坏的例给你看。可是一部杜工部诗,哪一句没有典?无一字无来历,却不能说他错。若专讲毛病,中国目前文化有病,文学也有病,这不错。可是总要找到文化文学的生命在哪里。这里面定有个生命。没有生命,怎么能四五千年到今天?

    又如说某种文学是庙堂文学,某种文学是山林文学,又是什么帮闲文学等,这些话都有些荒唐。有人说我们要作帮忙文学,不要作帮闲的文学。文学该自身成其为文学,哪里是为人帮忙帮闲的呢?若说要不用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典故用来已不是典故。《论语》“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不忘填沟壑”.杜工部诗说“饿死焉知填沟壑,高歌但觉有鬼神”,此两句沟壑两字有典,填字也有典,饿死二字也有典,高歌也有典,这两句没有一字没有典,这又该叫是什么文学呢?

    我们且莫尽在文字上吹毛求疵,应看他内容。一个人如何处家庭、处朋友、处社会,杜工部诗里所提到的朋友,也只是些平常人,可是跑到杜工部笔下,那就都有神,都有味,都好。我们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吗?若我们今晚请一位朋友吃顿饭,这事很平常。杜工部诗里也常这样请朋友吃饭,或是别人请他,他吃得开心作一首诗,诗直传到现在,我们读着还觉得痛快。同样一个境界,在杜工部笔下就变成文学了。我们吃人家一顿,摸摸肚皮跑了,明天事情过去,全没有了,觉得这事情一无意思般。读杜工部诗,他吃人家一顿饭,味道如何,他在卫八处士家夜雨剪春韭那一餐,不仅他吃得开心,一千年到现在,我们读他诗,也觉得开心,好像那一餐,在我心中也有分,也还有余味。其实很平常,可是杜工部写上诗里,你会特别觉得其可爱。不仅杜工部可爱,凡他所接触的,其人其境皆可爱。其实杜工部碰到的人,有的在历史上有,有的历史上没有,许多人只是极平常。至于杜工部之处境及其日常生活,或许在我们要感到不可一日安,但在工部诗里便全成可爱。所以在我们平常交朋友,且莫要觉得这人平常,他同你做朋友,这就不平常。你不要看他请你吃顿饭平常,只是请你吃这件事就不平常。杜工部当年穷途潦倒,做一小官,东奔西跑。他或许是个土头土脑的人,别人或会说,这位先生一天到晚作诗,如此而已。可是一千年来越往后,越觉他伟大。看树林,一眼看来是树林。跑到远处,才看出林中那一棵高的来。这棵高的,近看看不见,远看乃始知。我们要隔一千年才了解杜工部伟大,两千年才感觉孔夫子伟大。现在我们许多人在一块,并无伟大与不伟大。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要隔五百年一千年才会特别显出来。那么我们也许会说一个人要等死后五百年一千年,他才得伟大,有什么意思啊?其实真伟大的人,他不觉得他自己的伟大。要是杜工部觉得自己伟大,人家请他吃顿饭,他不会开心到这样子,好像吃你一顿饭是千该万当,还觉得你招待不周到,同你做朋友,简直委曲了,这样哪里会有好诗做出来。

    我这些琐碎话,只说中国文学之伟大有其内在的真实性,所教训我们的,全是些最平常而最真实的。倘我们对这些不能有所欣赏,我们做人,可能做不通。因此我希望诸位要了解中国文学的真精神。中国人拿人生加进文学里,而这些人生则是有一个很高的境界的。这个高境界,需要经过多少年修养。但这些大文学家,好像一开头就是大文学家了,不晓得怎样一开头他的胸襟情趣会就与众不同呀!好在我们并不想自己做大文学家,只要欣赏得到便够了。你喜欢看梅兰芳戏,自己并不想做梅兰芳。这样也不就是无志气。当知做学问最高境界,也只像听人唱戏,能欣赏即够,不想自己亦登台出风头。有人说这样不是便会一无成就吗?其实诗人心胸最高境界并不在时时自己想成就。大人物,大事业,大诗人,大作家,都该有一个来源,我们且把它来源处欣赏。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当下即是一满足,便何论成就与其他。让我且举《诗经》中两句来作我此番讲演之结束。《诗经》说:“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不求,不忌刻他人来表现自己,至少也应是一个诗人的心胸吧!